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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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再认识在科学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应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报酬；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恢复财政的公共属性,适度增加公共支出；进一步理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提高储蓄的利用效率，努力提高储蓄的边际收益。资金流量表；居民储蓄率；可支配收入F83222A熊锡

2、鸿(1978-),男，浙江衢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近年来，中国过高的储蓄率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众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围绕中国高储蓄的结构、高储蓄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降低过高的储蓄率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持久的研讨。进入2007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冲击。面对外需不振的形势，中国政府开始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刺激消费与降低储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进一步理清中国高储蓄率的现状与成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

3、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最新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有关数据。一、关于居民储蓄率的测度方法研究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的前提是测度方法问题，很多研究结论的巨大差异是由于居民储蓄率测度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居民储蓄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四种：一种是运用国家统计局分城乡的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差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就是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居民生活现金消费支出的差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就是农村居民储蓄率。Kraay(2000)、

4、Horioka&Wang(2007)的研究就是采用以上的测度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总储蓄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就是居民储蓄率，Kuijs(2005)、何新华、曹永福(2005)、任若恩、覃筱(2006)等人的研究运用了这种测度方法。第三种方法也利用资金流量表数据，稍有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将住户部门总储蓄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比值定义为居民储蓄倾向，而将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居民储蓄率。李扬、殷剑锋(2007)采用了这种定义。第四种方法则是通过估算，将当年居民总财富

5、（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变化量作为居民储蓄，将其除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即为居民储蓄率，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Modigliani&Cao（2004）在研究中采用了该方法。在四种测度方法中，第一种方法中采用住户调查数据同时拥有各省市和分城乡的数据，但其界定的收入和消费的范围偏窄，容易存在低估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消费的问题；第四种方法则主观随意性较大，估计的准确性很难得到保证。第二和第三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分母不同，前者的分母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后者是用国民可支配收入。根据联合国牵头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其中对储蓄率

6、作出了严谨定义：“储蓄率，尤其是住户部门的储蓄率，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济变量，通常用各部门的储蓄除以其可支配收入来计算”。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第二种定义方法，即用住户部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余额除以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2012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财政部提供的全口径财政收支详细资料、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以及部分交易项目编制方法的调整，系统修订了2000—2008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并新公布了2009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其中部分历史数据发生了重大变动。可以通过图1由中国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的居民储蓄率，

7、对未修订和修订后的变动进行简要对比：图12000—2009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变化图注：在上图的未经修正的居民储蓄率计算中，2004—2007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所得，其他年度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定期（一般滞后期为3年）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修订后的居民储蓄率全部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图1显示，修正后的居民储蓄率较修正前明显上升，特别是2000-2003年的调整尤其显著，平均上调了近5个百分点。同时，从居民储蓄率的发展趋势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在稳步上

8、升，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2007—2009年），中国居民储蓄率甚至接近40%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对修正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认识，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