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学史写作共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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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南　帆内容提要　通过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的考察，认为迄今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仍将时序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主轴，文章提出并着重阐述了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共时的结构研究——擅长将众多文学事实从时序之中转换到共时的平面上，在其相互关系的网络内部发现特定的结构，或者在特定的结构内部分析各种文学事实的特征。结构、因素、关系，成为可能构思另一种当代文学史的三个有效的关键词。一“当代文学”似乎已经演变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划定某一个时间段落的文学。据考，这个概念最初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研究逐渐放弃了

2、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习惯表述“新文学”。这个改变隐含了社会以及文化性质的一套完整阐释：“‘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①现在，这些阐释成为常识，“当代文学”亦作为一个固定的称谓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相对地说，“当代文学史”的概念仍然立足未稳。现今看来，最为彻底的质疑显然来自一个观点——“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唐弢。争论开始之后，施蛰存曾经出面为之助阵。他们否认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理由是：“当代”与“史”即是矛盾。当代文学处于“现

3、在进行式”，一切都在未定之数，匆匆忙忙地冠以“历史”多少有些轻率。“历史需要稳定”，“当代事，不成‘史’”——以历史的名义做出结论必须拥有特殊的权威，通常意义上的一家之言算不上合格的历史著作②。尽管唐弢与施蛰存均为学术泰斗，他们还是无法为当代文学史写作降温。人们至少可以争辩说，文学史著作具有多种模式，包括对于时间距离的多种理解和处理。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现场的情绪、带有参与者的体温，漫长的时间距离可能修正作者的偏激、盲视或者个人恩怨引起的不公，然而，人们必须偿付代价。史料丢失、无法还原事件的脉络、局外人的冷漠、因为时

4、过境迁而察觉不到当时的气氛——这些都可能成为时间距离造成的损失。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无可非议，必须推敲的是另一点：哪些人是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合格作者?据统计，截止1999年，“以‘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共有48部之多”③。当代文学史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写作是否慎重。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厌倦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畸形繁荣令人不...安——似乎没有多少作者深刻地考虑过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提供教材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最为常见的动因。现成的订单常常冲淡了必要的追问——文学史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另一

5、些作者似乎更多地因为学术等级的压力而介入文学史写作。相当长的时间里，学院内部无形地认可了一批观念：训诂考据的学术含量高于义理阐发，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含量高于现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含量高于文学批评。屈从于这种学术等级的产物即是，许多人将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写作视为学术成熟的标志。历史写作历来是传统文化之中的重大事件。历史著作远远不止于收集资料、留存档案。历史写作的意义同时还在于立规矩，明是非，褒扬传统，为后人提供一面镜子。永驻史册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文学史写作显然包含了巨大的文化权力：确立文学经典，倡导文学规范，区

6、分一流作家或者三流作家，主宰学院内部的文学教育，如此等等。许多时候，文学史写作隐含了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巨大快感。然而，如果作者未曾拥有足够的“史识”，那么，文学史写作很可能成为权力的滥用。正如一个民族的历史常常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归宿，文学史写作也是文学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这通常包含了某一个时段文学成就、价值和功能的评价，包含了文学理想的倡导以及对未来文学的展望。总之，文学史不仅汇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还汇聚了自我、社会、历史。显然，这两方面交织将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纬线。“当代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时间限定。然而，“当代文学史”

7、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界桩。这涉及通常所说的文学史分期问题——一个争讼不断的焦点。许多时候，人们因为不同的文学史分期辩论得面红耳赤。我更愿意认为，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文学史分期。各种文学史分期观念表明了处理历史资料的不同视野、参照坐标以及认识目的。进入历史的角度肯定不只一个，重要的是，每一个角度如何提供与众不同而且又令人信服的解读。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必须上溯至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洪子诚指出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前期“是一个文学共生的时期”。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与“纯文学”

8、、通俗文学以及种种“自由主义”作家均占有一席之地④。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包括种种涵义相近的概念，例如“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急速地晋升到支配地位，并且具有愈来愈强的排他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