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类研究(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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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词类研究(PartsofSpeechinChinese,Studiesof)郭锐一、词类框架的形成和发展词类是整个语法学的基础,要充分说明语法规则,就不能不划分词类。中国语法学中真正的词类划分始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马氏借鉴西方语法学,把文言文的词类分为以下9种: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是第一部有影响的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把现代汉语词类分为5个大类9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

2、其基本类与《马氏文通》相同,只是名称略有改变。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分出语气词(比一般说的语气词范围大,包括语气副词和感叹词);王力《现代汉语语法》(1943,1944)分出数词、语气词;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1953)分出量词、象声词,并指出名词中的特殊类——时间词、处所词、方位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该系统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1984),增加拟声词一类,这个12类的词类体系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出版的标注词类的词典

3、除个别词典从助词中分出语气词外,大多沿用这个体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承担的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现代汉语词类研究”把现代汉语词类分为20个基本类:动词、形容词、状态词(以上谓词),名词、方位词、处所词、时间词、量词(以上体词),区别词、数词、数量词、指示词、副词、拟声词(以上饰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以上虚词),叹词(独立词),代词(分别属于谓词、体词和饰词)。这个系统注重同类词的共性和异类词相互区别的个性,考虑通用性,因而分类较细,便于不同使用者根据需要作或简或繁的调整。二、汉语词类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20世纪的汉语词类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

4、一个核心问题是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词类划分的标准。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可归结为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论,又都与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有关。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问题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划分词类不能利用词的形态,只能利用词的语法功能,而汉语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词可以在词形不变的情况下充任多种句法成分,由此带来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问题: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对应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1.词类和句法成分是直接对应的还是间接对应的,2.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复杂对应的,3.一个词类可充任那些句法成分。回答前两方面问题的方法大致可以分成双轴制、一线制和三层

5、制三种。双轴制指设立词类层面和句法成分层面,但由于汉语词的多功能现象,由此造成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缝隙”,为了解决两者之间的“缝隙”...,学者们采取不同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变词性和增功能两种。变词性的方法把词类同句法成分简单地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做谓语、补语,形容词做定语,副词做状语,一旦一个词放在性质不同的位置上则认为词性发生变化。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多采取这种方法,比如《马氏文通》提出字类假借说,一旦一个动词用在主宾语位置上则假借为名词,用在定语位置上则假借为形容词(静字)。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

6、22)提出词类活用,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提出依句辨品,也都是采取变词性的办法解决词类和句法成分的缝隙问题。“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提出“名物化”理论:在“他的来使大家很高兴、狐狸的狡猾是很出名”等句子中,“来、狡猾”意义“不表示实在的行动或形状,而是把行动或形状当作一种事物”,“失去了动词、形容词的特点(或一部分特点),取得了名词的一些特点,我们称之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名物化用法”。“名物化”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并不明确指出是词性发生变化,但实质与词类假借、词类活用相同。由于汉语中一个词大多可以不变词性充任多种句法成分,变词性的处理办法虽然

7、使类有定职,但却使汉语词类流动不居,其结果是词无定类,甚至得出“离句无品”的结论。增功能的方法认为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复杂,词类是多功能的,一个词只要词义不变,放在不同位置上都是同一词类。这种处理虽然使得词有定类,但却使类无定职,实际上是公开承认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缝隙而不加弥合。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涛提出以广义形态划分词类,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1)则明确提出词义不变词类不变的观点。后期朱德熙对词类多功能的范围略有缩小,把直接受名词修饰、做“进行、加以、有”等准谓宾动词宾语的“批评、研究”等看作名动词

8、,认为此时这些词是名词性的,但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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