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复活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危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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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复活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危亡之时！　　徐汉成　　　 　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建起了孔子学院，日前，又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9.5米高的孔子座像落成仪式，人们纳闷：在中国的当权者们的心目中，在主流媒体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不走红了，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不走红了，而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却变成了红人，岂不怪哉？　　孔子生于春秋时代（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从本质上说，儒学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文学艺术，而是统治者的一种治世之术，而被称

2、之为“儒术”，其思想主要有“礼治”、“德治”与“人治”三方面组成。礼治即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讲究“三纲五常”。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推崇“仁、义、礼、智、信”。孔子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

3、的“人治”主义。儒教的基础实际上是起源于周礼，孔子说，克己复礼，唯此为大，所谓“复礼”就是恢复“周礼”。　　孔子的理论基础是统治阶级，其出发点是为了统治人民服务的，孔子是正宗的封建统治的卫道士，其思想既有精华亦有糟粕，但总体是糟粕居多，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相对立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全人类的劳动者解放的学说，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以达到世界大同的学说，所以，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而孔子则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唯

4、上智与下愚不移”，在孔子的眼中，“民”永远是贱的，是愚蠢的，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的事情。因此，儒术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愚民之术。孔子就像是一个深山里的牧人，放牧着一群狼和羊，将狼和羊群编排成等级，教它们按君臣、父子、夫妻、天、地、君、亲、师……等级行事与生存，时常告诫狼不要吃羊，教诲羊要与狼和平共处，相敬如宾，逆来顺受，共享和谐。可是狼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听这个放牧者的话，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从来没有停息，羊群也不听孔子的话，照样去反抗狼，历代王朝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农民起义总是连绵不断。　　在儒教产生以后的历史上

5、，既有过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亦有过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56年—前87年）。其后，儒术便作为封建王朝正统的治世指导思想了，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然而，“焚书坑儒”也好，“独尊儒术”也好，虽然，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的“论语”，尊了二千多年的孔圣人……。然而，始终没有能够改变封建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本质特征，始终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在儒家产生后的千百年来，社会和谐了吗？人民幸福了吗？社会进步了吗？没有，不仅没有进步，最终带来的却是大清王朝的寿终正寝。

6、　　由此可见，孔子的“德治”与“人治”是虚假的，其根由在于孔子的学说脱离了阶级与阶级矛盾，脱离了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抹杀了阶级斗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对于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治理国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尊孔者们忘记了一条最简单的道理：　　孔子经历的只是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并没有经历过成熟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因此，从人的认识论来说，孔子的思维只能局限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可能认识到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不可能认知到剥削与剩余价值，更不可能认知无产

7、阶级专政与科学社会主义。孔子的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距2000余年，从思维的境界上来说，怎么可能超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是随着人类前进的脚步不断发展的，当今的社会已穿越了孔子的时代二千多年，与孔子所处的年代相比，人类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知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所以，孔子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来研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图以孔子的思想作为精神支柱，用来教化与奴化人民，以尊孔来达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显然是一种幼稚与无知的倒退行为！以二千多年前的封建的帝王之道来

8、治理现代社会，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我们之所以说孔子复活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危亡之时，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涵的，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的当今中国，由于两极分化、由于产生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泛滥成灾，道德滑坡，社会已日益走向畸形，人们国内的社会矛盾已是烽烟四起，尤如一触即爆的火药桶，人民在呼唤回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中，摒弃了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