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伦”说与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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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伦”说与和谐文化冯天瑜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适度张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为解决此一难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一近20年来，“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首先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诸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突现为紧迫课目。然而，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外，还必须追寻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协和共生，求得人际关系的健全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互动共济的人伦理念值得借重，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五伦”说之中。自汉代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三纲”说与“五伦”说并列论之（所谓“三纲五常”），视作必须遵循的“纲

2、常名教”。至近代，它又被一概列入“专制纲常”，在“旧礼教”名下加以抛弃。这种对“三纲五常”的褒扬与贬斥，都失之笼统，其实，“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着相通性，但二者又颇相差异，应当予以分梳，区别对待。人称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指的便是中华文化用力于探讨尊卑、男女、长幼等人伦关系，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说，形成两种传统：一种传统，表现为“三纲”说，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这种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是长期桎梏民众

3、的精神枷锁。另一种传统，表现为“五伦”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双向性的要求，追求人际间的和谐共处，体现了阴阳彼此依存、相互为用的中国哲理灵魂，昭显了“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的中华元典精义。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孟子•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则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4、的警告，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承袭于此。至于夫妇一伦，“五伦说”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司马光：《家范•夫妇》）。“夫不义，则妇不顺矣”（《颜氏家训•治家》）。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双向性要求。在父子一伦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王肯堂：《交友》），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之“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这种

5、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地区20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公孙丑下》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暗合了《荀子•王霸》的名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与佛教的“丛林共住

6、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份，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此皆为可久可大之道。二“三纲”说与“五伦”说的生成机制有性质之差，成说时代有先后之别。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釀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式威权以及下对上的

7、无条件屈从。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降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其他尊者、长者所喜好、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时至近代，“三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