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哲学作为创造性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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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作为创造性的学问我们仍然要回到反问哲学自身的问题上来：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哲学”在其初创阶段一一古代希腊是指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它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有自己的特殊的对象，观察、研究这种对象，掌握它的特点、性能，然后可以更好地利用它；“哲学”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对象”，而又好像拥有一切、全体的对象。“哲学”的“对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至大无外”、“至小无内”，通通在“哲学”的视野覆盖之下，哲学的对象无所不在。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贤哲们果然创建了他们的“宇宙论”和“原子论”，而二者也都遇到了各自相应的困难。    于是人们想到，“哲学”原本是“爱智”，

2、是对“智慧”的一种热爱和追求。这就是说，做哲学的有一种“爱好”，他“追求”的“目标”不是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智慧”。这的确是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因为我们通常说到的“追求”、“爱慕”，大多发自一种“情感(情欲)”，但“智慧”却是“理性”的，是一种“理解力(verstehen,understanding)”。我们说一个人“聪明”和说一个人“力气大”有很不同的意义。    从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哲学”的原始的“爱智”含义中，已经孕育了“爱好(爱)”同样也可以是“理性”的这层意义在内。然而，我们发现，对于“爱(感情)”这种深层次的理性意义，不论在古代还是现在，恰

3、恰经常被忽略。    我们从近代说起。    我们知道，欧洲哲学从近代开始，力图把“理性”和“感性”的东西分别开来，出了一些有很大贡献的二元论者。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从“怀疑”入手，把“感性(知识)”排除出去，或者悬搁起来，认为“我”的一切“感觉”不能“证明”“我”“存在”，而只有“我”的“(在)思(想)”，才能“证明”“我”的“存在”。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虽说有中世纪本体论的传承，但在当时应是一种发聋振聩的命题：它似乎和“常识”完全相反。在常识看来，凡被“我”“感到”的，无疑是“实在”的，如今你却说它是“非实在”的

4、，反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会是“实在的”，这是一种奇谈怪论。    难道“眼见”不是“实”，反倒“耳听(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是“实”？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之所以没有被“常识”的嘲笑所埋葬，正说明它有自己的意义。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而事实上后来这个命题也确实受到了许多应有的批评，但人们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它所提示的意义：原来，“思想(理性)”和“存在(感性)”是有着深层次的联系的，甚至“思想(理性)”竟然被利用来“证明”“存在(感性)”，不是“感觉”是“思想”的“根据”，相反，倒是“思想”是“感觉”的“根据”。    康德是批评笛卡尔这个

5、命题的，他说，“思想”是“理性”，“存在”是“感性”，二者有“原则”的区别，绝不允许混淆它们的“界限”。于是康德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二元论者。    康德批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用的理由是不能以“思想”“证”“存在”’“脑子里的钱”不等于“口袋里的钱”，是大家所熟悉的。然而，就康德哲学来说，这个批评有一个前提：“存在”不是“属性”，“存在”不是“宾词”。这就是说，只有涉及不是属性的“存在”时，我们才不能用“思想(理性)”来“证明”其“实在性”和“可靠性”，而一切的“经验属性”，在康德看来，必定也只有用“思想(理性)”来“证明”其“可靠性”、“实在性”。这就是康德著名

6、的一切“经验知识”之可能性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康德把自己和包括笛卡尔、休谟在内的怀疑论区别了开来。    事实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重点在于论证各种经验“属性”之间“关系”之“知识”的可靠性，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可靠性、真理性。然而，在这一点上，在论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上，康德所依靠的理由，仍不出笛卡尔左右，即仍是以“思想(理性)”“证(明)”“感性(经验知识)”。康德的意思是：关于感性经验对象的知识之所以可靠，乃在于有理性的先天形式(apriori)的建构(constitute)作用在内。请注意，“理性(思想)”在康德那里，成了“形式”的东西，好像是些

7、条条框框(律，law，Gesetz)。这些条条框框本身并不能构成知识，只有和感觉的材料结合了起来，才能成为“科学知识”。在这里，康德告诉我们，“科学(知识)”，必定要有感性的东西，只讲“形式”的“逻辑”，不是“科学”，因为它不涉及“感性”的材料；而只有“科学知识”才有“真理性”、“现实性”问题。形式逻辑如此，那么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哲学”又何如？    按传统，“哲学”对任何东西都“爱好(研究、探究)”。“哲学”研究“存在(作为存在)”，研究“世界作为一个全体、整体”，研究“无限”。康德说，这些东西都不可作“经验直观”，因而“哲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形而上

8、学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