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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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九讲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贸、战争为中介，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中国文化因此易生气勃勃、气象万千。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化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随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分布中国内地各个地区的先民，也由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

2、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这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三个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融合，而气象恢宏的中国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发展。这一地区的广大区间，先后辟为农业经济区，进而成为声名文物昌盛发达的地域。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

3、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游牧人在这片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以放牧为生。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说：“中国”是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纳，婚姻仕进可荣的地区；“夷狄”则无城廓、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剽悍。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东北的夫余、靺鞫、女真，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

4、族，则是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欧阳修的《明妃曲》日：“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此话正可用以概括游牧人、半游牧人的生活方式。一般而言，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当然，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也不无吸引力，他们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和布帛、铁器，这种被称为“茶马互市”的物质交换活动自古在游牧-农耕界线的长城各关口进行。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躁动起来，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飚风，去若闪电。如果游牧人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社会-军事组织，

5、产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便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甚至“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耕区和农耕区的王朝。公元5世纪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即为一例；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更是游牧人入主中原的大文章。在枪炮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前的冷兵器时代，由硬弓长矛装备起来的骁勇骑兵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而酷烈的气候，流动畜牧、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使“骑马民族”自幼养育为善战的骑士，他们只须掌握铁兵器的制作，便立即可以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武装力量。为了抵御游牧

6、人的来袭，华夏-汉人作过各种努力。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或远征漠北。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便是农耕民族向游牧人主动出击的实例。然而，游牧人朝发夕至，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为着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起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前述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

7、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是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元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农耕人与游牧人相往来，常常发生互摄性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大体沿着长城展开，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一方面，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在较低层次，但他们也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因生活的流动性而富于变化，勇于创新，善于传播。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

8、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诸多北方民族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唐以后，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也不再见于史籍。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胡化”。他们“用胡书”、“为胡语”，最终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