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时尚女性文学”的思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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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上的“时尚女性文学”采用“皮肤思考”的叙事策略,展布“通过身体颠覆男人”的写作宣言,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成为商业化社会语境下最眩目的欲望化书写方式。她们像“恶之花”一样“盛开在城市的下腹部”,以“我们要说”的集体力量,宣告了当代文学所处的“在路上”的存在境况,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　　〔关键词〕　时尚女性文学商业化社会语境欲望化书写恶之花    当代文坛上的“70年代人”曾被冠上“时尚女性文学”、“感官小说”,以完整的时代感、夸大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群体护卫精神,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上海的卫慧、棉棉、朱文颖;江苏的周洁茹;南

2、京的魏微;浙江的戴来……。《小说界》1996年起推出“七十年代以后”栏目;《山花》1998年推出“七十年代小说”;《作家》1998年7月号推出“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专号”;《芙蓉》　　1997年第一期推出“七十年代人”,1999年第四期又推出“重塑‘七十年代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也纷纷打起了“新人牌”。她们的文本中充斥着大量张扬自我、诉说个体经验的主题词,诸如:“酷”、“性”、“痛”、“尖叫”、“疯狂”、“欲望”,这些毫无遮拦、直奔叙述中心的词语,表达了她们敞开的身体写作、用皮肤思考的叙事策略,强烈的感官刺激,成为商业化社会语境下最眩目的欲望化书写。　　一

3、、商业化社会语境下的欲望化书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传统的男权中心视角和观念,因禁欲主义的解冻得以蔓延泛滥,似乎不配有好命运的女性再次沦为商业化社会的欲望对象,许多文学作品也打着禁欲主义的旗帜,重新回到男权传统以卖“女”为生的境地中,而被冠之以“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们,则开始以女人或性爱故事在文坛上暴得大名:刘恒在《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中把主人公菊豆、郑玉楠完全当作男性的泄欲对象和读者窥探、剥离的猎物;苏童的《妻妾成群》开启了90年代对多妻制的“缅怀之风”;贾平凹的《废都》与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包“二奶”恶习遥相呼应;张宇

4、的《疼痛与抚摸》　　大张旗鼓地渲染男性暴力,并将其视为阳刚之气的表现;莫言的《神嫖》暴露了“女为男用”的男权思想,将女性视为使男人满足、快乐或幸福的工具。[1]在90年代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商业化社会语境下,女性主义文学的审美视点发生了重大的移变:从侧重对精神性内容的叙写,转向对物质性追求的表现,从古典式的抒情表现,向现代社会的欲望表达转化,不论是从80年代过来的作家,还是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抑或是世纪末的新新人类作家,对生存的物质欲望和情爱的本能性欲望的表现,成为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最突出的特征。首先是一批侧重于情爱精神性描写的作家,将视点转向了对情爱欲望的表现,如:

5、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铁凝的《大浴女》等。还有那些90年代步入文坛的作家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对于情爱的精神和心理品格进行了疏离和彻底地放逐。　　90年代后期崛起的以卫慧、棉棉、周洁茹为代表的新新人类作家,用享乐主义的前卫姿态,践踏着那些庸常的生活秩序和行为准则,将欲望化的书写推向了一个极致化的境地,“她们直接吸吮的还是60年代———尤其是陈染、林白等女性写作者的乳汁,甚至她们踏入文坛的最初动力就是仿效或推翻‘60年代’的冲动。”[2]她们并不像陈染、林白那样通过性的体验来认识自我,来肯定自己的存在,她们只是急切地要把青春时期能尝试的东西逐一尝试

6、,性作为一个外在于她们自身的东西被享用而已,它们与当下的现实生活热烈拥抱,而不像陈染、林白们那样与当下现实隔离,纯粹从私性出发,挖掘出心灵和躯体中最隐秘的东西。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性成为她们生活方式中的点缀,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消费品,像小说中罗列的生活用品,如吉列剃须刀、CK香水等,她把女主人公和两个异性的性交往,以及性感受如同商品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性成为小说的最大卖点。在她们眼里,性只是一个供人享用的东西,欲望淹没在时尚的泡沫中随波逐流。卫慧说:“我的故事人物喜欢复杂的生活,男男女女之间存在着暧昧不明、神秘浪漫的关系,他们一次次的堕入陌生、绝望的环境中。　　最近我

7、越来越喜欢一种COOL味的写作。你可以说我扮酷,没关系,因为我努力要成为真正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的作家。”[3]　　90年代女性隐私小说以及女性小说的私人化倾向的热烈大研讨,给文坛注射了超强兴奋剂,乃至于把个人化与私人化忘乎所以的简化为一个女性符号,强行编码到评论语言中,用以指涉女性作家对于个人隐私、个人身体与欲望的自我言说,对文学的阅读期待变为窥探作者或人物隐私的期待,从审美变为“审私”。这个所谓的热点,“实际上是商家与传媒合谋制造出来的挑动消费者窥私欲望的卖点。”[4]在后工业化文化环境中,“时尚女性写作”有了空前的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