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与公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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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滕子京与公用钱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宋史》有传。滕宗谅职位不高，本是不甚知名的人物。但是他的好朋友范仲淹写就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开头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滕宗谅遂以字行。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科进士（大中祥符八年，即1015年），只比范仲淹小一岁。其人有见识，直言敢谏，治理地方也很有一套，范仲淹非常推崇他，多次举荐他担任要职。也正是因为忠直，滕子京先后触犯过刘太后和宋仁宗，屡遭贬斥。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登基称帝，立国号大夏（

2、史称西夏），开始与大宋分庭抗礼。康定元年（1040），李元昊大举兴兵侵宋，在三川口大败宋军，宋军主帅刘平、石元孙被俘，将士阵亡过万。于是宋仁宗将通达边事的韩琦、范仲淹、庞藉等人调至西北战场任职，并下诏各路、州府举荐“才任将帅者”以闻。滕子京在这个背景下，由知湖州（知州）升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今甘肃泾川），赐金紫（三品章服）。虽然同为知州，但是地位还是大大提高了。滕子京在知泾州任上做出了成绩。他安抚将士，训练民兵，团结西北少数民族共同御敌。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李元昊发兵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泾州观察使、渭州

3、知州王沿命大将葛怀敏率宋军主力（包括泾州宋军）阻击西夏军队。葛怀敏贪功冒进，被李元昊围困聚歼于长城壕（固原西北），葛怀敏等十五位高级将领阵亡，宋军九千余人被俘。主力部队战败，泾州与敌军近在咫尺（120里），岌岌可危。滕子京看到城中兵少，人心不稳，遂召集数千民兵着戎装登城守卫。同时派出间谍四出刺探敌情，移檄附近诸城寨积极备战。当时连续十几天天气阴晦，人心忧虑、沮丧到了极点，滕子京便杀牛设酒犒赏士卒。泾州土兵多没于定川之役，滕子京籍其姓名，列于佛寺之中拜祭，又花钱安抚阵亡者亲属，民心这才渐渐安定下来。这年十一月，北宋朝廷调整西北战场

4、指挥机构，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负责指挥西北战事。范仲淹推荐滕子京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于是滕子京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范仲淹《滕君墓志铭》写道：“君至庆，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此时宋军的战略已由主动进攻改为稳固防守，宋夏边境相对平静，滕子京虽无大的军功，却也是称职的边帅。庆历三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入京，担任枢密副使。知永兴军郑戬升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这年九月，滕子京受到了顶头上司郑戬和监察御史梁坚的弹劾。《宋史.滕宗谅传》记载

5、：“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太常博士燕度）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而《宋史.郑戬传》则记载：“时知庆州滕宗谅、知渭州张亢过用公使钱，戬致于法。”梁坚是监察御使，不可能知道远在西北军中的具体事情，他的消息应该来源于郑戬。据史书，梁坚弹劾滕子京耗费公钱十六万贯，朝廷派中使追查，原来是滕子京刚到泾州时，按照惯例犒赏少数民族各部首领，间或有馈赠游士故人，花费了一些公钱。滕子京怕殃及众人，遂将有关账册销毁，自己独自承担责任，因此被贬权知凤翔府（

6、陕西凤翔），次年正月再贬知虢州（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处罚过轻，就此事不断上奏，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任职。关于这段史实，由于历史记载不一，加之后人理解的问题，滕子京蒙受了不白之冤。首先，对“公钱十六万贯”的理解出现了大的偏差。这笔钱款，《宋史.滕宗谅传》记为“公钱十六万贯”，《宋史.郑戬传》记为“公使钱”，而《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均记为“公用钱”。以往人们多认为“公钱”就是公使钱、公用钱，这种理解我以为是不准确的。所谓“公钱”，就是公款。建龙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对近臣说：“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

7、，能禀朕意，则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固圉，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茍财用丰盈，必能集事。”可见公钱是朝廷划拨给边关将帅的特殊经费，朝廷给予公钱和特殊经济政策使边帅获得经济利益，凭此可以筹集资金，招募人才，抵抗外敌。这种特殊策略在宋初抵抗契丹的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随着政策和时局的变化，公钱的发放范围有所扩大，各地州府长官和边帅手中可支配的钱都可以称作公钱，都属于公款。公使钱与公用钱历来两词通用，其范围比公钱要小。今人根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往往将其理解为宋代高级官员的薪俸津贴，这有

8、失偏颇。范仲淹曾言：“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可见公使钱属于政府资金，用来行“养贤之礼”的，如当今的招待费。公用钱定额随官员职务而变，每年几百贯至两万贯不等，按月或按季、年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