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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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胡适到李敖2008年03月24日14:26网易商业【大中小】【打印】　　李敖的大陆之行，给了我们一个了解台湾历史嬗变的契机。台湾之所以有纷繁复杂之格局，李敖之所以有众说纷纭的表演，都可从历史中找出一些伏笔。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积累，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

2、研究所副研究员钱永祥认为，五十年来对于台湾的政治意识起过较大定调作用的论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　　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这条思想脉络也许可以折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起承转合。《自由中国》时代　　“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钱永祥说，“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

3、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开始筹备《自由中国》杂志。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　　从创刊始，《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无论是誉是谤，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关于自由主义，他的阐述非常精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

4、——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这些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的行为选择中。　　总的来说，胡适与蒋介石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失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几乎不接受政府的官职。惟一的例外是抗战爆发后，胡适为赴国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底，国共内战进入战略性的转折阶段，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等北平学人南下。而后胡适赴美讲学。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随着局势逐渐稳定，胡适于1952年11月及1954年2月，两次应邀去台讲演。而此时中国

5、大陆正发起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以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　　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赴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　　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的初衷，是宣扬自由和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一开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这种做法，甚至提供实质支持。但雷震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思想和理论层次，而非权

6、力之争。他认为，多党制、代议制度、反对党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人士却认为，这套体制不仅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反而会为对方提供“进行分化渗透、遂行颠覆阴谋”的空间。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双方思想和见解差距渐大，彼此冲突在所难免。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15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国民党借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残害人权，浪费民族时光、精力。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7、”，他甚至鼓励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还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　　而蒋经国则发动多次言论反击，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1950年代末，雷震开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触，组建新政党。1960年他终于遭到逮捕，国民党为其所陷构的罪名是“包庇匪谍”，《自由中国》也遭到停刊的命运。（相关内容见《“雷震案”始末》）　　在1950年代，《自由中国》奠定了台湾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其主要诉

8、求是宪政民主。钱永祥指出，当时的《自由中国》已经涉及到日后台湾政治上所有的问题，而且都讨论得很彻底。比如，有了一部“宪法”，要不要按照这部“宪法”去实行？有了一套司法体制，要不要容许这套司法体制独立？还有宪政法统、反对党、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党与教育的关系、党与司法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台湾到了1980年代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自由中国》从1950年代就开始谈论。　　从1949年创办到1960年停刊，《自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