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元并存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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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并存  交叉融合——重审“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关系   一、缘起  本文所论之民族音乐学,为Ethnomusicology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学,即自1980年“南京会议”起正式进入中国的学科。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曾有多种译名,为行文方便,此处暂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则是指在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基础上发展更名的一门学科,有人将之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学”。称“研究”“理论”还是“学”可以商议,但只要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都应属于本学科的范畴。该学科虽根据研究对象(中国传统音乐)设定,但在多年的发展过

2、程中业已形成自身的学术传统、研究特色,至少笔者是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的。这是本文进行讨论的前提。  三十余年来,关于本领域的学科讨论一直未有中断。与多数兄弟学科相比,国内民族音乐学一直在学科元理论上争论不停。主要议题有:  1.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  2.学科名称(或Ethnomusicology译名)应为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抑或其它  3.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去音乐化”问题  4.音乐与文化的“两张皮”问题  5.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趋向  围绕以上议题,几代学者均有著述问世,亦不乏多个回合的论辩交锋。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定位问题在

3、西方同样讨论得很热烈,但Ethnomusicology进入中国后还面临着如何对待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及学科译名的问题,因而其整体情形较之西方更为复杂。笔者认为:以上论争中最激烈的是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即二者究竟为同一个学科,还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它学科定位方面的争议或多或少都与这一议题相关。该问题原本属于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至今未得到解决。2010年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南京会议”上,樊祖荫先生呼吁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有必要进行专题的讨论。”[①]杜亚雄先生在新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中也认为:“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

4、‘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②]而强调二者的分野或对立,也是当前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该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是为本文“重审”之缘起。[③]     二、众说纷纭的学科关系  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关系,本质上属于“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问题。前者是一个西学语境中的学科,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则有着自身的学术传统,二者相遇后产生了碰撞、吸纳和排斥。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王光祈至1980年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将之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即可以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整体纳入民族音乐学范畴;

5、不将其看作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则证明二者是两个并列的不同学科。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为1980年的“南京会议”。  (一)“南京会议”的尴尬  从“南京会议”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大会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对民族音乐学的概念所指均有不同理解。会议的主要负责人高厚永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出身的学者,其此前曾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解到比较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但从1979年7月高先生向全国音乐界发布的会议函件中能够看出,他将“民族音乐学”大致等同为“民族音乐—学”:  为加强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发起召开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座谈

6、会”。 座谈会将着重回顾和讨论我们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交流民族民间音乐、民族作曲技法等民族音乐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艺术实践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并对民族音乐学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展望。[④]  1980年4月,以“南京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协作会议筹备组”名义发布的通知沿用了上述对民族音乐学的解释:“会议将着重回顾和讨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交流民族民间音乐、民族作曲技法等民族音乐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艺术实践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并对民族音乐学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展望。”[⑤]  在中文语境中,“民族音乐学”被很自然地理解为研究“民族音乐”之“学

7、”,而未必有Ethnomusicology的涵义。组委会的通知函件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多数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董维松先生曾回忆:“很多人认为‘民族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是一回事,只是不同的叫法。”[⑥]绝大多数参会论文都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性质的论文[⑦],袁静芳先生在是次会议的报导中也认为:“这次会议学术论文的突出特点,是民族音乐专业理论研究队伍中普遍地重视了对民族民间音乐旋律特性方面的探讨和研究。”[⑧]1980年6月21日,吕骥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代表了多数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理解:“目前什么是民族音乐学,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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