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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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生命期间的界定有两个问题（1）人的生命开始的标志。对此问题上有阵痛说、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断带说、发声说、独立呼吸说等。通说认为胎儿从母体分离后能够独立进行呼吸，即为人的生命开始的标志。因此，中止妊娠或者致母腹内胎儿死亡，不属于杀人；而杀害出生后的婴儿就是杀害有生命的人，构成杀人罪。（2）人的死亡的标志。对此问题有脑死亡说和心脏停止跳动说。通说以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和停止呼吸为死亡的标志。但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理论上又提出脑死亡的概念，主张应以人的大脑功能不可逆转地丧失，为人的死亡的标志

2、；只要大脑功能没有消失，即使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呼吸已经停止，仍视为有生命的人；反之，只要大脑已经死亡，即使心脏仍在跳动，呼吸仍然存在，也应认为是无生命的人。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律上采取脑死亡标准，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仍以心脏是否停止跳动，呼吸是否存在，作为识别是否死亡的标志。人的生命权利都受法律保护，因此，只要确定人的生命存在，那就不管他生活能力如何，是年轻力壮，还是年老多病，他们的生命权利都不能被非法剥夺。被告人某甲的同事王某因失恋而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某甲便对王某说，死

3、了算了。王某说没有勇气。某甲说这有何难，吃一瓶安眠药，舒舒服服地睡过去，没任何痛苦。王某认为有道理，让某甲帮助找一瓶安眠药。被告人答应后，为王某找了一瓶安眠药。两天后，王某用被告人某甲提供的安眠药自杀身亡。对本案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某甲在王某无自杀意图时，诱发其产生自杀意图，因而某甲实施了教唆自杀的行为。在王某产生自杀意图后，又从精神上鼓励王某坚定了其自杀决心，并且提供了一瓶安眠药，从物质上加以帮助，使王某得以自杀。所以被告人某甲具有故意杀人的故意和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教唆、帮

4、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同自杀者死亡之间有因果联系，但是，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被教唆、帮助者是否自杀，完全由其自己的意志决定。所以，对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是不妥的。虽然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不宜以犯罪论处。当然，如果行为人出于私利或者其他卑劣的动机，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情节严重，并对他人的自杀起了主要作用的，可以作为犯罪论处。被告人某乙是一名巫婆，以装神

5、弄鬼、占卦算命等迷信骗术，骗取他人财物。孙某（女，32岁，文盲，农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对被告人某乙的巫术非常相信，经常问卦于某乙。孙某丈夫死后，孙某非常思念，晚间常常梦见自己的丈夫，就问卦于某乙。某乙说：“这是你丈夫在召唤你，你应当和你丈夫共赴阴间，同享福贵。否则，你丈夫在阴间不安，你在阳间也将有大祸临头。”孙某问被告人怎样去阴间。被告人某乙说投江。孙某遂投江自杀身亡。本案被告人某乙实施了教唆他人自杀的行为，而被教唆者孙某有严重的迷信思想，对被告人某乙所教唆的内容，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所以，被

6、告人某乙利用孙某的严重迷信思想，引导、蒙蔽、恐吓其自杀，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杀人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被告人某甲与本寨未婚女青年黄某、李某相处较好。黄某因找不到理想的丈夫，又见到当地有不少不合理的婚姻和妇女婚后受迫害，害怕自己也会象有些妇女一样，婚后被男人打出来，产生了轻生厌世的思想。一天，黄某在田间劳动时，对好友李某说：“寨子里的姑娘嫁出去被打回来的多，我没有心爱的人，也找不到，想去死，没有伴，我们二人一起去死。”李某表示同意。二人遂一起找到某甲，将准备自杀的事告诉了某甲。某甲因对自己的婚姻

7、不满，也想和她们一起自杀，并且对黄某、李某说，人不能痛快地活一辈子，还不如去自杀。三人商定晚上服毒自杀。黄某说她吃过两回老鼠药，死不了，只有五氯酚纳吃了才会死。某甲即回家拿了二两左右的五氯酚纳，李某回家拿了一块塑料布。然后，三人来到寨子外边的一处坟地，围坐在一起，某甲将药瓶打开放在中间，各自拿着吃。黄某连吃了两次，某甲与李某各吃了一次，吃后三人并排躺下。次日早晨7时许，三人怕被人发觉，即从坟地转移到黄某家看庄稼的窝棚里。黄某喝了些水，三人又睡下。上午10时左右，某甲和李某醒来，见黄某已死，某甲便

8、把剩下的毒药分成两份，准备和李某再吃。李某对某甲说。“你死了我害怕，让我先吃，我死了你再死。”某甲即用水拌了一份给李某，李某吃下后呕吐出来。剩下的一份某甲也再未吃。下午，二人又转移到李家看庄稼的窝棚里。第二天上午，某甲和李某被亲属和群众找回。群众得知黄某已死，遂将某甲扭送至公安机关。审判实践中，对被告人某甲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某甲、黄某、李某三人相约自杀的过程中，毒药是被告人某甲提供的，他对黄某的自杀死亡起了主要作用，对社会有一定危害，应定故意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