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避免“反应过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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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调控应避免“反应过度”倾向作者：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有三次宏观调控急加速的经历，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二是2003年6月“非典”威胁解除后；三是2008年11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这三次急加速都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松同时又集中表现在信贷突出投放方面。毋庸

2、讳言，每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松动都会造成基建投资增长过快并派生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但由于微观经济基础结构条件的差异，每次政策过松产生的经济后果又有所不同。1992年的政策大松动产生的多是经济乱象；2003年大松动产生的是高通货膨胀；2008年年底开始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产生的则是国家项目和地方投资的超速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

3、反应过度”的嫌疑。为什么说当年我们的危机应对有“反应过度”的嫌疑？其实答案在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今天的“反应过度”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说当前的货币政策“反应过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一是通胀水平与成因同2009年需求过度扩张之关系；二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到2011年1月和2月份，CPI均保持在4.9%的所谓高位。我这里之所以用“所谓高位”一词是因为无论

4、横着看还是竖着看，这个4.9%都不必以“高位”称之。横着看，据我搜集到的最新通胀数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越南为13.9%、印度为9.3%、巴基斯坦为12.91%、俄罗斯为9.5%；竖着看，中国近30年中通胀可用“高位”名之的年份有：1988年18.8%、1989年18%、1993年14.7%、1994年24.1%、1995年17.1%。从横竖比较说，当前中国5%左右之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说，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说，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

5、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进是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0%，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些天在南方几个省连续转了两星期，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一个支行行长给我开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说“不

6、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紧缩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中央银行服务吗？中央银行为谁服务,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

7、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再说说宏观调控“反应过度”在政府平台公司一事上的体现。2009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拉动中国经济的两架马车之一——出口——受到严重损伤，中国出口产业遭受重创，全国有2300万农民工暂时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计划，以投资拉动的方式实现了用内需补外需的目的，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的一片萧条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

8、地方政府的几千个平台公司。平台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得刺激计划货币投向平台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但问题在于几千家政府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地方政府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对平台公司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现行平台公司政策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