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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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

2、识。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

3、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著书言道”强调“《礼》以节人，《乐》

4、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正，莫迁于《春秋》”《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6页。所以，在司马迁看来，文是为道服务的，自然对“文”的实际功能就十分的重视。他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进一步阐释了“文以言道”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怀才不遇，只好借著书来阐明自己的“道”，寄托自己的“思”。“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怀才不遇，也就是“不得通其道”，作家才会感到“气有所郁结”，而这种郁结着的悲愤必

5、将转化为巨大的动力，推动作家去著书，通过著书，作家把满腔的悲愤直接转化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经过“舒其愤”的过程，最后达到“遂其志”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发愤著书”的起始原因是“不得通其道”，最终结果是达到“通其道”、“遂其志”的目的。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又贯穿着作者悲愤感情的渲泄。所以“泄愤”既是著书的动力，又是“言道”的手段。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论语·阳货》中这样说到:“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怨是就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而言的。屈原认为“发愤以抒情”，也就是他所言之志并不是以直截了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从发愤以抒情表现出

6、来。《淮南子》的“愤于中而形于外”，这主要是强调由内而外的创作过程。司马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东汉桓谭认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这就是对“发愤著书”理论的直接继承。南朝刘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蓄愤”说，他在《文心雕龙·情采》篇说道:“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所谓“蓄愤”说，也就是“志思蓄愤”，“以讽其上”。刘勰的“蓄愤”说在情与文的关系方面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它认为文采来源于作家心

7、中郁积的怨愤，“蓄愤”才能“为情而造文”，写出好作品。到了韩愈，则进一步将此观点发展成“不平则鸣说”。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听以为理”；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两方面实际上正是“发愤著书说”中“著书言道”和“著书泄愤”两方面内容的发挥。并且，韩愈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方面内容的内在联系，在《送孟东野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