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穷而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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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愈原文中以草木金石受到外部挠击而发出声音作比喻，说明诗歌都是由人心中的不平产生的。所谓"不平"，指的是感情激荡，是广义的，有悲也有喜。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也就是说，“不平”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狭隘理解。韩愈认为作家在处于不寻常（不仅仅是“不幸”）的生活际遇之中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不平则鸣”理论就

2、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论述了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只有那些反映现实、抒发自身愤懑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动人心。强调文学作品和时代、环境等现实内容是密不可分的。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上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但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做了更多的思考。他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还下启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二、“诗穷而后

3、工”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批评上最有价值的是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思想，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这里的“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穷达之穷，与“通”或“达”相对而不是指生活和物质上的穷困，也就是指有理想和有抱负的文人在

4、政治上不得志，受到排挤，遭受迫害，隐身江湖、田园、山林，借诗文创作来寄托其壮志，抒发对现实的怨愤不满以及种中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他认为并非诗使人穷，而是穷者而后工于创作，愈穷而愈工。“穷而后工”的理论，上溯可联系屈原《九章》、《抽思》中的“发愤以抒情"，源于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说，后有李白的“哀怨起骚人”，杜甫也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句，白居易《序洛诗》更称“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韩愈也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诗穷而后工”，从作家与现实生

5、活的关系出发，欧阳修认为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就须经历现实中的坎坷与磨难，这样就能使作者经历丰富，情感丰厚。然后把亲身的际遇，与现实的矛盾和“不得施于世”的内心积郁熔铸诗中，作品内容就会充实饱满，深挚感人，就容易成为好诗三、“不平则鸣”与“诗穷而后工”的异同这种思想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相类似，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虽然韩愈之“不平”不仅仅是指“不幸”，但考察文章中他所开列的"善鸣"者，虽然包括抒发各种类型的情志，则绝大部分是在世时不得志的作者。在侧重“不幸”这一点上，和欧阳修接近。韩愈指出，只有

6、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欧阳修则进一步深入明确善“鸣”的原因，他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艺术，能更深入地钻研艺术表现方法；二是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三是能够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

7、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此二说详略的程度，虽然有所相差，但究其核心的、终极的意义，实是"小异"而"大同"了。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不平则鸣”说，一般人都理解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得已然后发牢骚，愤慨不满，不平则鸣。其实就它的定义来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人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内心的激动，感情的激发。因为韩愈首先为“不平则鸣”寻找本体论的依据，从“大凡物遇不平则鸣”这个前提，演绎出人的“不平则鸣”，这就不能仅指愤慨不满

8、之“鸣”了。他的这种论述逻辑，与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对一切“人文”（包括文学）皆源于自然的论证是相通的。但韩愈在下文中所举的论据，则偏重于在世时不得志的作者，而且多是在政治、道德或文学上有建树的人物，可知韩愈实际所指的“不平”，也不是指的一般的不平心态，而是一种激进的、现实功利性很强的心态。如果联系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