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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anuary,2004第40卷第1期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Vol.40No.1《文选》京都赋置首的文化分析韩晖(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摘要《]文选》将京都赋置首,表现了主编昭明太子深殷的帝京文化意识和皇权意识。《文选》所录京都大赋对京都建置以及帝王文化由天命鬼神向人事重心转移后对礼制、王道、颂讽、大一统等思想的高度重视,这些和昭明太子所受的儒家王道思想教育及所关注的现实十分契合。此外,京都赋置首,还与
2、此类赋最能代表大赋、体制最宏大、内容广博、文辞富赡、能见作家才学和突出的翼经功能有关。[关键词]文选;京都赋;帝京文化;儒家王道[中图分类号]I2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6597(2004)0120076207《文选》序文、选文,均以赋为首,未按文体发展夕或伊始,首先都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周礼·天先后,这是不争的事实。其选赋类别,亦未以各类赋官冢宰》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刘勰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以赋类别出现的先后顺序论京殿赋时特别指出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功[1](诠
3、赋)排列,则情、物色、鸟兽、音乐、畋猎、哀伤六类均明显用,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武王克殷与周公比京都类赋作出现早,应置于其前,京都赋最前也只共商建都方略之语,颇能说明帝王对置都的重视。能排到第七位。然而,昭明太子选赋时,却把出现较《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之言曰:晚的京都类赋置于最前,居《文选》之首。《文选》的这呜呼,旦⋯⋯自洛延于伊,居阳无固,种排序,与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以屈原赋类置首不同,与后世文学总集《文苑英华》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大
4、室。载赋及赋总集《历代赋汇》等首标“天象”、“岁时”、“度邑”,即度量洛邑。可见对于陪都洛邑的选择,周“地理”等而次及人文分类的“都邑”、“宫室”等亦不代帝王早在武王时已充分展开了论证。他们正是看相同,就是四库馆臣言地理时,都会也才归于第三到了洛邑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对天下一统的有利条位。①这一现象表层显示出的是编者对京都赋、对人件,才开始经营它,而为以后作准备的。再如盘庚迁事的高度重视,而深层蕴含的则是编者深殷的帝王都于殷,表面上说是“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实际上[2]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帝京文化意识。也是为了“绍复先
5、王之大业,底绥四方”,为了商王朝统治势力的扩大和王权的巩固。在皇权时代,国都一是皇权的象征,国运的兴衰、皇权的短长与之有着非我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史,其实能够显现的主常重要的关系,没有哪一代帝王在此问题上敢草率要是帝王文化形成、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在这一不慎的。也正因于此,我国的帝都制度,随着夏、商、发展过程中,皇权是历代帝王最为关心的问题,帝王周、秦帝国的不断强大,一步步走向成熟,至汉而至文化建设中的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都于完备。与之相应,在大汉沃土上最先自觉的文学样是围绕皇权进行的。而皇权统治
6、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式——赋,亦开始关注这一重大题材。其先是司马相最重要的表征,便是京都的设置。帝京是全国的政如在《上林赋》中借写上林苑来表现,继而扬雄除在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历代帝王在新王朝建立前其《羽猎》、《长杨》、《河东》赋中对此展开表现外,还[收稿日期]2003210220[作者简介]韩晖(1969-),男,河南项城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①(清)永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地理类“总论”云:“首宫殿,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
7、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76[4]另辟新径,专作一《蜀都赋》表现蜀国都城,到东汉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人文[5]初、中期,赋家们则直接转向对现实帝京的表现,并文化现实。他们认识到“天命靡常”,提倡“敬德保形成了一种宏大的结构模式,其中包括京都形胜、京民”,既遵天命,又行民意,强调天命出于民意。周初畿环境、都城规模、市区街衢、宫殿壮景、风俗礼仪、的这一文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其由神本位到人或商贸之繁荣、田猎之壮观、娱游之盛况等,从而开创人伦本位的变化,确立了中国文
8、化(主要是帝王文了京都大赋对京都的尊崇和对帝京文化风采的展现化)发展的新方向,人事及相关的“敬德保民”等成为之先河。《文选》所选的“京都”赋中,《两都赋》、《二京以后皇权统治思考的中心问题,“天”、“天命”虽然还赋》、《三都赋》都涉及到作者及时人对京都问题的看保留着某些原始宗教的特征,但却被赋予了浓厚的法,其中无论正方还是反方,他们对设置京都要有利道德人伦色彩。春秋、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