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4》第四讲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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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编中国古人治国从政与人生理想第十五章古代人治社会的特色与古人从政策略一、专制制度与古代社会政治结构1、中国与欧洲政体的差异欧洲政治文化即西方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主要有古埃及、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古希腊。演化过程：尼罗河（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帝国→日耳曼人→欧洲古埃及是以太阳神为主的信仰多神的国家。法老和祭司祭祀不同的太阳神，两种势力斗争激烈。大约在中国商代时，埃及工商业就比较发达，这对王权是有力冲击；两河流域和印度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统治者

2、凭武力，比较顺利地夺取并强化了自己的专制权力，神职人员成了王权顺从的奴仆。从黄帝开始，中国就走了一条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道路，政治权力很快被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权力核心，宗教曾经也是很发达的，但被武力所吓倒，拜倒在世俗统治者的足下，政治权力一开始就不存在与之抗衡势力，所以后来专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完备。马克思曾把君主专制分为两类：一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型；二是以中国、土耳其为代表的东方或亚洲型。欧洲型专制制度的基础有僧侣、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它鼓励工商业发展和海外贸易活动，这在客观

3、上保护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而亚洲型专制制度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小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1、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司马迁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从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

4、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着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同上）（黄帝为权力整日操劳）∴中华民族刚步入文明边沿，就行成了一个祖先，一个权力，一个核心。黄帝之后禹、启、汤以至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巩固统治。君主官僚政治体制从春秋时代产生，到战国经兼并战争形成区域性君主专制体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止，两千五百多年，基本上没有质的变化。2、经济基础稳固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君王国家”所有，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5、济。商周时期，君主把全国看成是他的私有财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春秋以后出现了土地多级所有的局面，以后土地私有逐渐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但整个封建时代“皇家”对土地占有量是很大的，而且官僚、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非常严重。所以当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时，政治家会发出警告，朝廷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对矛盾的平衡。（历史上出现过释放奴婢为庶民，限制对土地的占有、兼并，进行赋税改革，如均田制、两税法、一条鞭法等，

6、都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存在的经济基础。）由于封建小农经济被人为地保护起来，并视工商业为洪水猛兽，因而这个基础异常稳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能在这块封建土地上立足。3、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人治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从总趋势来看是日益强化。秦始皇当皇帝后，“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大权独揽的传统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清朝也未断绝。康熙帝就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物分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康熙朝东华录》

7、卷九十一）康熙的表白和秦始皇如出一辙。人治社会的分析：什么是古代的人治？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其特征是：最高的掌权者凌驾于社会与法律之上，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机器是统治机构，这个机构只对上负责，而不对百姓负责。他们把公共权力私人化，因此为所欲为，贪赃枉法，无恶不作，而社会对他们都没有制约作用。古代人治与现代法制的区别现代法制：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任何政权组织及其成员，包括国家元首和最高政府领导人在内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在立法、行政、司法相互

8、制约的条件下行使各自的权力，不得越权和侵权。各国内部各政党、集团要选出自己的代表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明星按法定规则活动，不能按血统、门第、山头集团及暴力来终身垄断，这体现了法制民主。人治与法制的区别：只有一个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是人治；没有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是法制。法制否定独裁。当然从现实情况看，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人治和法治，但有基本的倾向，两者也相互交错。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别中国古代有三种统治形态：一是两周的“礼治”；二是秦朝的“法治”；三是汉武帝以后各朝的“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