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对行贿受贿惩处力度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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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对行贿受贿惩处力度的对策和建议保山市农业局车桂华（2013年7月1）行贿和受贿的实质是钱权交易的两种表现，行贿者“吃小亏占大便宜”，用一头牛换一幢楼，受贿者用权力换金钱，以公权谋私利。行贿和受贿不仅是现实社会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是其他腐败现象的源泉之一，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很大，必须予以严惩抑制。一、当前行贿受贿的主要特点（一）金额增大。从中纪委查办的贿赂案件中可以看出，当前贿赂案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涉案金额巨大。从1987年安徽省委原秘书长洪清源受贿2.4万元被判刑十年，到2004年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一次性获得了8250万元的贿赂，再到2007年中国石化原董事

2、长陈同海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说明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行贿人不惜重金，行贿金额呈现不断增长之势。（二）范围宽泛。从发案领域看，行贿行为不仅存在于金融信贷、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而且逐步渗透至教育、文化、医药、组织人事等领域，呈现出向多层次、多领域发展蔓延的态势。从行贿主体看，单位行贿和个人行贿同时存在，除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业主之外，国有企业、行政部门的行贿行为也屡见不鲜。（三）内容多样。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行贿者通过研究当权者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想尽各种办法投其所好，其行贿内容广泛多样。有的7送大额资金；有的送股票证券；有的送黄

3、金珠宝、名车豪宅、古玩字画；有的提供免费旅游、盛宴豪赌；还有的提供色情服务。（四）公开“合法”。行贿人对以送礼、捐赠、赞助、付回扣、请客吃饭等贿赂行为无所顾忌，以能够进入某某领导家行贿送礼为荣大肆吹嘘。以单位名义行贿愈演愈烈，行贿前经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贿赂的对象、数额，行贿后妥善处理，开假发票，做假帐，弄虚作假、巧立名目，把行贿财物变成会议费、生活费等“正当”支出。具体表现为在查处案件中常引发窝案、串案。（五）关系稳定。大多数都已经不再是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谋求与一些领导干部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很多行贿人通过“细水长流”的人情往来，进行感情投资，或邀请吃

4、饭、娱乐休闲，或资助当权者子女出国留学、创业融资，与这些领导干部建立长期、稳定的“朋友”关系，把这些干部牢牢地控制住，为日后办事打下基础。二、行贿受贿多发高发的原因（一）对行贿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领导干部对行贿犯罪的危害性的认识都有误差。有很多人以为，行贿者只是有求于人迫不得已，没有看到更多多行贿者的不良动机和非法目的；还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行贿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领导甚至把行贿作为搞活经济的手段，尤其是当行贿戴上“为公”的面纱时，行贿者在他们眼中就成了活动能力强的“能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功之臣”；有部分执纪执法

5、人员认为，反腐败主要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行贿犯罪不是重点，在7认识上混淆了主动行贿与被索贿、谋取正当利益与谋取不正当利益之间的界限，对行贿者抱有同情态度，有的甚至将严惩行贿看成是不支持改革。于是，大家都对行贿行为熟视无睹，明知不对，也不反对，使行贿行为有恃无恐，有增无减，对腐败的蔓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二）制度不完善，决策不透明。从已经暴露查处的案件中不难看出，在以往工程承包、政府采购、干部任用等领域中行贿受贿所以多发高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度不完善、决策权集中和暗箱操作，没有建立严格规范的招投标和采购招标制度，决策过程不透明，不经过集体研究，“班长”成“家长”，个

6、人说了算。仅凭领导个人之意，就能承揽工程项目，售出高价商品、提升干部职务。（三）法律规定不明确，行贿犯罪定性难。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中可以看出，构成行贿罪的前提要件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何谓“不正当利益”？法律却无明确规定，虽然“两高”对此作了解释，但在实践操作中很难掌握。许多情况下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很难界定。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不正当利益”难认定，导致了行贿犯罪案件在司法上实践中得以宽容。此外，对贿赂的内容范围规定过窄。目前，行贿犯罪已经广泛蔓延，向纵深发展，而且其内容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采取物质

7、上的贿赂，还追求精神上的贿赂，但法条规定却仍然局限于“财物”，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四）重受贿轻行贿，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从理论上分析，行贿人的数量一定比受贿人的数量多，但是行贿案件的查处数量却远远少于受贿案件。除了因认识上误差和立法上7的缺陷导致行贿案件取证难、查办难，因受贿者接受多人行贿，受贿数额较大，而行贿人只向一两个人行贿，行贿数额较小，主要在于执纪执法机关对行贿惩罚力度小，过度运用了对行贿罪的“豁免规则”。由于我国法律对行贿受贿处罚规定的不对等，司法机关将受贿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在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