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资北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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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资北移的分析、台资北移第一波：挺进长三角上世纪80年代，大陆就成为台商投资的热土。台资在大陆的第一站当数珠三角地区。当时珠三角凭借其地缘优势和开放先发优势，成为台资在大陆淘金的第一站。90年代后期，随着上海浦东的崛起，以浦东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开始逐渐成为台资的又一个聚集地。一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显示，台商最早、最集中的珠三角重镇深圳、东莞的评分极低。这份由台湾机电同业会组织的调查报告，似乎成为近年来台资北移的佐证。据称，为了减少有意去内地投资的台商投资风险，台湾机电电子同业会公会自2000年开始组织“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调查研究分两部分，一是投资

2、环境分析，将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能、社会环境、法政环境、经济环境、经营环境等，按一定的权重计算出投资环境的加权满意度分值，然后按分值高低将投资地区分成A、B、C、D四个等级。二是投资风险分析，根据台商问卷统计,并按社会风险（权重10%）、法制风险（25%）、经济风险（25%）和经营风险（40%）计算出台商在内地各城市的投资风险，按风险高低分成A、B、C、D四个等级。在调查问卷中，“你是否推荐其他台商到当地投资？”等问题，以衡量台商对当地投资环境与风险的直接反应。最后综合投资环境和风险指标，将台商投资的城市分成极力推荐投资城市、值得推荐投资城市、基本值得推荐投资城市

3、和暂不推荐投资城市四个等级。然而，在连续4年的调查中，吸引台资最多的珠三角，没有一个城市被评为台商极力推荐投资的城市。在投资环境评级中，珠三角的城市不少都排在较差的C、D级,比如2000年和2001年的D级城市分别有8个,珠三角的城市连续两年占据一半，分别是深圳、广州、汕头和东莞。2002年D级投资环境最差城市仅有3个,而台资最集中的东莞仍位列其中。事实上，位置、税收、法制及海关等问题，是台商耿耿于怀的“心病”。有台商认为，“三通”令深圳丧失地理位置优势。当初在大陆投资，必须绕道第三地，深圳、东莞毗邻港澳，进出方便。最初选择深圳、东莞，也是基于位置优势。两岸“三通”势在

4、必行，上海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因此，地理优势不再成为深圳、东莞的金字招牌。其次，长三角地区的税收优惠，已成为深圳难以回避的噩梦。一些长三角城市向台商提供的极具竞争力的优惠政策，深圳是难以开出的。另外，深圳的台资企业多以外销为主，海关工作效率也令一些台商颇有微词。一部分海关工作人员缺乏服务意识，比如“星期五现象”（周五未完成的手续，只能等到下周一）总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货一压就是两天。早期珠三角地区对招商之后的安商重视不足。安商主要体现在配套服务，如子女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以更好地解除其后顾之忧。在深圳甚至出现台胞生病宁愿飞回台湾，也不愿在深圳就近看病的怪现象。在深圳

5、工作的台湾籍高层管理人员对文化需求较高，而深圳的文化氛围不如京沪两地，难以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于是，有2万余名台商及家属“飘”在深圳，不愿安定下来。而据一份“移居上海大调查”显不’已移居上海的台湾人中，满意和相当满意上海生活的高达54.5%。由于满意度高，已有29%的移居者在上海购房，尚未购屋者中也有43%打算在未来一年内购买。分析人士认为，珠三角吸引台资陷入困境，最根本原因是当年招商时，没有引来台湾行业领导企业，而上海和昆山在这方面比较成功。大陆企业的每个产品的大小部件都是自己生产的，而台湾的产业分工相当细，生产一个产品会涉及到很多厂家。因此，台湾企业都讲究一个“群聚

6、”效应，如果一个行业的领导企业进入某一地区，那么其下游的配套企业就会一起跟着过来，在当地克隆一个“群聚”效应。主打厂家投资会带来配套企业，配套企业又带来更多的下游企业，这种力量和趋势是无法阻挡的。这也是近两年来台湾本土众多企业严重流失的根本原因。二、台资北移第二波：盯上环渤海“十五”期间，台资经历了一次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的大迁徙。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市场饱和度和能源制约等原因，台资再次北移。包括昆山、深圳、上海一带都有不少台商北上山东、东北等地了解投资环境。为吸引台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京津冀地区各自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牌，在两岸交流环境发生积极变化的大背景下，台资的流向成为

7、中国北方三个经济活跃带争夺的目标。事实上，台商迁徙的过程中，土地价格和税收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当一个地方成本上升时，台商就会像候鸟一样迁徙，寻找新的招商地区。台资北移,可选择的地区并不少，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京津冀都市圈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在吸引外资上，北方的三大经济活跃带各有优势，山东和辽东半岛的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丰富，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完善，与南方的省份相比，两地的劳动力综合成本要比南方省份低20%-30%。而京津冀地区则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经济总量和发展潜力同样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