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妇女教育的视角看节妇列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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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明代妇女教育的视角看节妇列女的产生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展成熟的阶段，对于历代妇女教育思想的总结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众所周知，明代集封建专制政治之大成，封建伦理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明代女教空前发达，“激薄俗而励纲常”的社会教化渗透到日常习俗各个领域以及从贵族到平民妇女的各个阶层，这种教化空前高涨，完全适应了成熟、完善的封建专制社会统治的需要。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众多的节妇列女,根据董家遵在《历代节列妇女的统计》中所做的统计，明朝的节妇列女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最多，总数达35829人。（这些数字是有据可查的，没有记录在册的则更多）。明代这一特殊的社

2、会现象,与明代的妇女教育有着内在联系。明代正是通过多层次多途径的妇女教育方式，才把国家的道德宣传在无形中变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的。当一种教育成为一种潜意识的习惯时,这种教育便成为一种成功的教育。在中国古代，由于传播技术的原始性和单一性，这就决定了在明代的教育中，广大妇女主要是通过这种人与人的信息传递,来完成教育过程的。归纳起来，明代的妇女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朝廷的宣传与鼓励经过元末长期战乱建立起来的明朝，首要的是恢复国家的统治秩序。所以，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便极力推崇程朱理学,确立朱注“四书五经”为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范围和准则。对妇女而言，作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3、的程朱理学思想，当然被朱元璋所提倡。他在洪武元年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志，五十以后不改嫁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政府的大力提倡不仅给家族带来了无上的光荣和荣耀，而且还使守节妇女为宗族解决了经济问题,免除了徭役。正是因为在政府和家族的大力倡导之下,明代妇女才在头上套上枷锁贞节观念。2家规闺训的作用家规闺训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开始，建立一个合乎道德理想的家庭一直是中国士人重要的人生责任之一,其中，《礼记》通常被称为中国后来历代家规闺训的基础。早在汉代,班昭便写出了《女诫》漠定了中国闺训的基础。颜子推《颜氏家训》是历史上最早具

4、有系统性的著名家训，他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治家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家规闺训的泛滥却始于明朝，几乎每一个有名望或有文化的家庭都会有自己成文成册的家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女教的发达。对于王公贵族以及仕宦之家,妇女在家接受传统的“三从四德”教育可谓方便至极。明代的家规闺训从男权至上的原则出发看待两性关系及妇女的规范，“夫者,妇之天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教条。明清闺训普遍认为，贞操是女性的立身基础,稍有玷污便不成其人。姚舜言的《药言》认为：“女人最污是失身”。在明初的《郑氏规范》中，有这样的规矩:“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

5、。诸如这种有关妇女教育的书籍还有吕近溪的《女小儿语》，方仲贤的《规范》，蒋太后的《女训》等。妇女从小就被灌输贞节观念，接受“守身如玉”“男女授受不亲”''为夫守节”的教育，所造就出来的当然也只能是节妇列女，而这一点正是家规闺训教育的出发点之所在。3家族对妇女的教育及影响受朝廷旌表制度的影响,加上节烈能给自己的家庭、家族带来实惠，因而一般家族中对妇女的相关教育问题也十分重视。也就是说，不只是统治者,当时的社会、家族，甚至于家庭成员都认为妇女守节是理所当然、光宗耀祖的事。因而“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被广泛接受。妇女的殉烈和守节会给夫家带来“荣耀”和实际利益，特别是妇女守节对

6、丈夫家庭、家族的维系、延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娘家人也会出于连带荣誉感来支持女儿、姐妹守节烈,甚至母女之间会互相支持彼此的节烈行为。明代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所著的《杨忠愍公遗笔》中“谕贤妻张贞”一节，对妇人守节的规定是这样的：“身为正妻,如无儿女者,可夫死从死;如有儿女,则应以抚养儿女为重，未有可允许再嫁的话。”由此可见，家庭对妇女在贞节和自身责任的要求上，体现了家庭对妇女教育的直接目的。正是因为出于家族和家庭的某种需要和广大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自身地位的需要，在这种多重需要的作用下，许多家庭妇女特别是处于底层社会的妇女便前仆后继地投身于贞节活动中,从而使妇女成为明代社会的牺

7、牲品。总之，在明代的妇女教育（节烈）中，国家的大力宣传和鼓励,是整个活动的助推器。当然，在中国古代真正能读书、识字的妇女毕竟很少,许多处于下层的民间妇女多半是通过口耳相传、道听途说以及身旁鲜活事例给她们所造成的影响。不过当国家的道德宣传教育成为一种风气习俗之时，妇女们要想摆脱这种习俗的约束是十分困难的，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其根源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当国家推行的这种教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时，也就意味着政府推行这种教育的成功，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这种习俗中默默地受到其支配,最终成为教育目的所要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