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思的凝重走向情思的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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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理思的凝重走向情思的华丽——屈原与楚辞一、文学的缺失时代与屈原的出现1、文学的缺失。自从《诗经》这样一部自足时代的诗美唱歌之后，中国的诗坛一度因为长期的诸侯纷争和士阶层疲于寻求拯救的现实之策与人类自存的精神之道而消歇，出现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缺失的时代（先秦诸子文本、先秦史传文本或为史家对现实、历史的理性运思之作，或为史家对历史人事的载述与理想，大致可以划分成哲学文本、政论文本、史学文本三种类型，就其实质而言，均属于非文学形态的文本类型。详见程世和“《诗》亡然后《春秋》作”（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近

2、代文学第四期）。我们虽然将这些文本归属于文学范畴，但仅着眼于文学的原生态成长过程中文学基本要素的构成中它们或在虚构、或在想象、或在句式选择、或理思表达等方面与文学有密切关系，但文学的实质应当源于个体在社会大化面前所涌现出的生命律动和情感流荡。这个本质的东西是先秦其他文中所缺乏的2、屈原的出现。而以屈原所代表的南楚文学之所以能够与一个文学缺失时代构成对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楚文化与周文化不是一个文化系统。它没有出现一个激烈的“礼崩乐坏”的历史阶段，因此没有一个与北中国地区相对应的“哲学的突破”时期

3、。2、如果说北中国是一个理性文化的系统的话，那么南方文化就是一个巫术杂糅、人神未分的感性文化形态。3、独特的家国意识。在战国诸雄中，楚因本不属于周之小一统中国，最缺乏小一统中国的天下意识而尤具有“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4、南北交融的增进。随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战争和外交的频繁，南楚与北中国交往的机会增多，思想上也有了很多的融通，北方的理性文化也渐渐被南方士人所接受，正象屈原身上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法家的思想。由此屈原的政治失意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浸润下，既找不到化解的有效办法，又不找出一个

4、新的去国就乡的出路转移，满腹才化和丰郁的情思自然在楚地名物的激荡之下倾泄出来。“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转引于《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中国古代文学》P24）二、屈原的生平与思想1、生平2、思想（1）、儒家的美政理想；文人们怀着儒家的理想去经世，在广阔的政治

5、场景中寻求施展抱负的地方，“事实上，儒家和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杜维明语见《一阳来复》）。其中根本的原因乃在儒家的批判、独立精神，儒家的以德抗位的平分秋水的理想。（2）法家举贤任能思想。（3）爱国思想王阳明备受笞刑和流放，但他在《龙场答生问》一文中，仍清楚地分辨出妾妇之道与大臣之道在实际政治中的不同。前者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管君王格调如何昧着良心侍奉到底；后者则是根据君臣以义合的原则，不合则谏，则去；对于当政者总保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如果一旦丧失了，那么当权派很容易变质成一个私欲横流的

6、大集团。屈原正是报着一个真正的儒者的道德勇气发扬批判精神，而招致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和贬谪流放。在当时那样一个没有家国观念的时代中，出于理性的自我分析与定位，如何一个理想的、有操守的、有政治远见的、刚正的人，按他的人生设计不能很好地在他的生国找到出路的话，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自己的国家更好；而且一个士带着原始的邦域意识的人认为不能为自己的邦域出力的话，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在这样的选择矛盾中他选择了为国而死，尽管国人并不以此为怀。他的选择显现了一个君子、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良知，也宣扬了一种真正的道德

7、风范。参阅杜维明的《一阳来复》三、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载，屈原作品共25篇，但没交代具体篇名，可能还是根据王逸的说法录入的。王逸，东汉人，他把刘向编的《楚辞》作了注，叫《楚辞章句》，这是现在能看到的最古的《楚辞》注解。王逸确定《楚辞》中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九歌：东空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王逸又说：“

8、《大招》，屈原之所作也。”然又有人说是景差之作。还有《招魂》司马迁认为是屈原之作，王逸认为是宋玉之作。由此可见，屈原的作品，在汉代已有分歧意见，以后历代争论不休，各执一说，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大招》不是屈原之作。至于王逸列入二十五篇的《渔父》，他也说是“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推测本是有道理的，可以肯定非屈原所作，但他却又收入二十五篇之内。其他如《远游》、《卜居》、《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显然是后人伪作，但尚需拿出过硬的证据。四、屈原的文学创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