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隋唐壁画“葫芦琴”图像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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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高窟隋唐壁画“葫芦琴”图像再考敦煌莫高窟壁画共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绘有众多的乐器图像内容。“葫芦琴”为莫高窟稀有的并仅在莫高窟中出现的乐器图像，共出现五件次。其屮，隋窟出现三件次，唐窟有两件次。在隋窟中分别位于262窟西壁龛顶外北（图1）、420窟主室西壁龛顶内东南侧（图2）及423窟窟顶人字披西披《弥勒上生经变》说法图的阁楼中（图3）；在唐窟中分别位于初唐322窟中主室窟顶藻井北披（图4）及晚唐192窟主室北壁西侧《佛说阿弥陀经变》中（图5）。关于“葫芦琴”的形制及其源流，笔者曾在《交响》2013年第2期屮予以初步说明。然“葫芦琴”圧器毕竞为图像所绘：一则，图像

2、乐器实难与活牛牛的现实物质载体乐器一样来加以研究；二则，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葫芦琴”出现的隋唐时期从时间上距今亦较为久远。为此，笔者试图在植根于图像、考古所得及现实遗存的前提下，以文献作为研究主体，并从乐器的礼佛供养、佛教文化背景出发，对“葫芦琴”出现的历史源流及相关方面着重进行再研究。因“葫芦琴”在莫高窟是以隋、初唐、晚唐三个时期而存在，并且各个时期中形制有其共性（略有不同），故以下将以三部分形式分别展开论考。一、隋三窟“葫芦琴”考“葫芦琴”图像最早出现于隋代洞窟屮。有隋一朝虽丿力38年，然在敦煌修建了七十余个洞窟，与音乐内容有关的洞窟多达52个，占一半以上。隋

3、窟中有如此多的音乐图像内容，与隋室注重开发西北并积极接纳四方音乐有关。由于隋廷重视对西北的经营，西域胡乐在敦煌河两等地渐兴繁荣。隋开皇初，始置“七部乐”，内有“国伎”与“龟兹伎”。其中，“国伎”乃是北魏太武帝在凉州一带发展南吕光灭龟兹得来的龟兹乐而成。隋时“国伎”，虽其名含中原汉乐之风，实为夹杂龟兹之风的西凉乐。可见,龟兹乐对西凉地区的音乐构成产生了一定的并且重耍的影响。另外，隋代将龟兹乐细分为“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三类，亦见龟兹乐在隋时的兴盛。并且，龟兹乐与高昌等西域各地音乐相互交融且随着交往传播而影响于他地。《隋书?音乐志》载：“太祖辅魏之时，高

4、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斥，更杂以高昌Z旧”由此可见，龟兹伎亦有高昌Z风。再者，从乐伎所穿服饰看，龟兹伎“皂丝布头巾……锦袖，绯布祷，红抹额”，高昌伎着“口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高昌伎与龟兹乐舞伎员所穿服饰类似。日据吐鲁番和敦煌文书，敦煌壁画两域伎乐工服多饰以高昌装。另外，《I口唐书》记录唐代龟兹乐乐器14种，高昌乐乐器11种，龟兹斥器与高昌兀器大多相合。即除笙、毛员鼓与都昙鼓外，凡龟兹乐器所有者，高昌乐器皆有，且高昌乐与龟兹乐共有的乐器种类如箫、横笛、箪篥、琵琶、五弦琵琶，在高昌乐多为“双管编制”，演

5、奏数量与规模更为庞大，更接近敦煌经变画乐舞礼佛的场血情况。高昌乃西域龟兹东进敦煌的必经之地，亦为历代西域诸门户。唐高昌时期，这里屯驻有大量的西域诸民，如鲜卑的禿发氏、突厥的阿史那氏，中亚月氏的支氏及粟特昭武九姓的康、安、曹、石、米、何、史等诸氏。唐统西州时期，高昌、敦煌有专门安置粟特中亚移民的崇化乡、从化乡等。吐鲁番曾出土有各时期粟特、突厥、焉耆、波斯等大量民族文献。其中，在历史上善以经商著称的中亚粟特人对丝绸之路长期的音乐艺术、宗教文化的中西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粟特人无疑是促进中西音乐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重要媒介之一。文帝征高昌、炀帝会河西高昌王，或许酷似葫芦的“

6、葫芦琴”一类兀器进献了隋廷。说明文帝征高昌之前，“葫芦琴”乐器已在高昌等地流行了，并随着隋的势力进入了敦煌、河西及中原。且“葫芦琴”乐器随着民族的互融在敦煌有过停留，因而被绘制于莫高窟，以乐器奏乐的图像形式来反映当时的礼佛实践。林谦三在《东亚斥器考》一书中介绍，1905年在发掘新疆吐鲁番以西的招哈和屯时，得到了一幅唐代高昌古画（图6）,画中有一儿童抱弹长颈、无品柱、四弦轴的弹拨乐器。该琴形制极似隋窟中的“葫芦琴”。林谦三认为此图是“后世火不思的前身。作画的年代，鉴定不下于第9世纪Z初”,且至10世纪末，高昌地仍然是“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而包含敦煌

7、在内的西凉地区，夹含高昌等西域各风的龟兹乐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即使进入唐代，河西等地的高昌、龟兹乐仍然受到朝廷的重视，为当时所流行。《唐会要》卷33载：“高昌乐，西魏与高昌通，始有此乐。至隋开皇六年，来献圣明曲，至太宗朝，讨其国，尽得英乐。”《通典》亦载：“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而莫高窟壁画中亦多有表现百戏杂耍Z内容的图像。且《隋书？音斥志》云：“（齐）杂乐有西凉輦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隋袭周、齐乐IH。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四夷主动的进献乐器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