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戏剧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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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伯纳戏剧研究综述;建国前的简要回顾；"五四”前后，为配合反帝、反封建斗争，我国文学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高潮，作品的选择大多是从服务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的角度考虑。易卜生的戏剧由于对资本主义大胆的揭露而受到胡适、茅盾等人的高度称颂。1918年第6期《新青年》刊发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作为易卜生在英国的忠实追随者，萧伯纳同样满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因此也深受茅盾、鲁迅等中国学者的青睐。陈独秀于1915年11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近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提到了“白纳少”，即萧伯纳。茅盾是最早的萧伯纳作品的

2、翻译者和介绍者之一。1919年2月，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人与超人》中《地狱中之对谭》部分的翻译，并发表了《萧伯纳》一文,介绍萧伯纳的生平及作品。此后他又多次撰文，大力推荐、及时介绍萧伯纳及其作品。潘家洵、林语堂、张梦麟、黄嘉德、陈瘦竹、钱歌川等也积极译介萧伯纳的作品。虽然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但有些译本的译者序或者前言往往就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1920年10月，在汪仲贤主持下，上海新舞台剧场上演了《华伦夫人之职业》。这次经过精心准备、改编后的演出虽然惨遭失败，却加快了话剧本土化的进程。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生于1933年。作为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

3、萧伯纳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短暂访问。由于宋庆龄与他同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率领文艺界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均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文章，详细情况收录于乐雯（瞿秋白）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这本小书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在文学价值方面，除了鲁迅、茅盾、邹韬奋、郁达夫、张梦麟、林语堂等人的文章外，第5部分"萧伯纳及其批评”所收黄河清的《萧伯纳》以及刘大杰翻译的德国学者尉特甫格的文章“萧伯勒是丑角”也比较重要。后者较明显地体现了西方的一些学术特点：严谨、注重文本分析。此外还有张梦

4、麟撰写的《萧伯纳的研究》（1933）,须白石、徐懋庸各出版了一本《萧伯纳》（1935）o1946-1948年每年至少有七八篇文章，如陈瘦竹的《萧伯纳及其“康蒂妲”》（1943）等。1949年之前，对萧伯纳戏剧的翻译、编译居多，研究较少。当时总体来说属于意识形态多元化时期。陆耀东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界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工具，另一大流派以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等为代表，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论”。[3]对萧伯纳戏剧的评论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如林语堂经常谈的话题是萧伯纳的幽默，翻译的作品是

5、喜剧和幽默色彩较浓的《卖花女》（1931）,而茅盾推崇的则是《华伦夫人的职业》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戏剧。在潘家洵所译《华伦夫人之职业》（1923）-书的前言中，茅盾发表了《戏剧家的萧伯纳》一文，比较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社会思想，认为后者比易卜生前进了一步，因为易卜生只诊断出社会的病症但没有开药方，可是萧伯纳却给出了药方。；1949年至“文革”前；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二次髙潮是在1956年。1950年萧伯纳逝世之后,1951年的《翻译》月刊推出了“萧伯纳特辑”，登载了英国左派人士撰写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等6篇文章。1956年，萧伯纳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6、版了堪称经典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共11个剧本），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有二十余篇，包括曹未风的《萧伯纳的创作道路》、杨宪益的《萧伯纳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家》、田汉的《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纪念萧伯纳和易卜生）》、黄嘉德的《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王佐良的《萧伯纳和他的戏剧：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蔡文显的《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等，出版的译着有巴拉萧夫的《萧伯纳评传》等。1956年后，我国的萧伯纳研究高潮退去，只有一些翻译剧本的重印和对个别剧本的注释。“文革”期间至1978年，萧伯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分量较重的是王佐良的研究。在《萧伯

7、纳戏剧三种》(1963)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不仅详尽分析了其戏剧的优点，如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崭新的题材、高超的喜剧艺术和语言能力等，而且以他一贯的犀利眼光和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勇气，对其缺点分析得也非常透彻：''然而萧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作家。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在萧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满意的的确为数不多。”王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