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城金邶寺历代住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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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邶寺自唐大中八年(854）修建以来，历经千年岁月，佛教文化积淀甚为深厚。历代高僧大德更是层出不穷，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有唐代的居白，宋代的圆轨，元代的沧海，明代的祖恭(敬仲）、如心、定金，清代的不偏、普潜，以及那位不知朝代的元定。因为金邶寺在清代乾隆以后才趋于衰落，所以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皆有著名僧侣住持法席，并且留下了不少文物古迹，供后人研究探讨。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金邶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居白。唐大中年间，居白云游至上金贝，遇异人告诉他：“此处可以居住。”居白遵其言，驻锡山中。当夜，一块大石头上出现祥光，居白就近视之，得到一方金尺(此石被后人称作“涌金石”，为金邶寺“十奇”之

2、一），因为佛祖“显灵”，居白发下宏誓大愿，要创建一座大寺院供奉佛祖。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金邶寺初显规模，成为当时感德场最大的寺院之一。广明元年(880），僖宗李儇敕赐“洪善”、“蒙泉”二匾额，使寺院更是名扬八闽。居白为金邶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为本身却像金邶寺的历史一样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已经无法考证出他的身世。元脱脱《宋史.艺文志》收录有唐僧居白《五行指掌诀》二卷，不知是否就是此人。    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金邶寺又出现了一位高僧——圆轨。圆轨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的住持，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寺院》误作元代至元

3、年间(1264-1294），前后相差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明代王应山在《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将“圆轨”记成“圆执”，也是错误的。圆轨住持金邶寺的时候，寺内香火日益兴旺，大量善男信女捐资捐物为寺产。圆轨有心扩大寺院范围，但以寺院左边地基不平整，下有深坑为虑。传说“一夕，雷雨裂后山之半，平其基”，遂拓建殿堂、阶墀，焕然一新。在今天金邶寺遗址的山门石阶处尚存一块圆轨募缘修寺的碑刻，其中的“圆轨”二字仍然清晰可辨。    元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但其尊奉佛教，却是至始至终的。在元代，寺院享受有免赋免税的特权。梵门无所谓清规戒律，僧侣可以拥有土地财产，可以吃荤，甚至娶妻。所以，蕉城在

4、元代既涌现出了平楚、澄鉴、平麓(方广佛)这样的高僧,也有不守戒规喝酒吃肉的“野和尚”。金邶寺的元代住持沧海应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沧海出身显贵，而且是元代“国师”海云印简的第三代传人，印简威名显赫，受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任用，被尊为“临济中兴名匠”。沧海，法号止云，另一个别号中有个珠字，所以尊称“沧海珠”。这就像印简的一个高徒可庵，他法名智朗，尊称“朗公”，又叫“可庵朗”一样。    沧海于大德年间(1295-1307）担任金邶寺主持，并重修了寺院，使之“寺然具备”。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宁德县志》中都记载了这段建寺的辉煌事迹。寺周围还留下了沧海的“蒙泉”手迹和一口勒有“沧海弥珠

5、”的纪年铁钟（已毁），一座人们认为充满神秘的墓塔。      明代金邶寺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寺院被载入《八闽通志》、《宁德县志》(嘉靖版）“寺观”的首要位置。而且寺内还成立了僧会司，成为当时宁德县的佛教中心寺院。还出现了连续三任的佛教界领袖：祖恭、如心、定金。这三位高僧通晓佛法，洞悉古今，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和佛教徒的拥戴与赞誉。笔者对有关他们的记载和金邶寺遗留的文物，进行了研究剖析。    这三位住持中，尤以祖恭最为知名。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祖恭，蕉城七都黄氏子。少年时期便削发为僧，戒守清规，为人稳重，在当时宁德县的佛教界威望很高。正统时期1(436-1449）

6、，任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后来还一度代理福州府十县僧纲司都纲事，从九品衔。晚年驻锡金邶寺，重修寺院，开辟上山道路，人皆“崇重敬事”。    在蕉城文史、宗教界，人们都普遍认为明尚书林聪一首诗中提到金邶寺的“敬仲僧”，身世无从查考。实际上，据笔者研究，“敬仲僧”就是祖恭。首先从林聪那首七律的题目《正统乙丑访敬仲僧于金邶寺，别去十载，今秋奉使粤东，顺道归省，复得与敬仲会杯酒笑谈，风景犹昔，赋此已记之》上可以得到一些信息，“正统乙丑”指正统十年(1445），“别去十载”，往前推算则到了景泰五年(1454）。这就说明，在这十年时间里，金邶寺的住持始终都是“敬仲僧”。而金邶寺现存的明代石塔上，仍有

7、祖恭时代留下的铭文。石塔上清晰地标有“景泰庚午年僧会祖恭立”的字样，“景泰庚午”指景泰元年(1450），正是“敬仲僧”任职的时期。这就可以说明，祖恭与“敬仲僧”是同一个人。不过，后来的学者也曾对林聪的这首诗提出质疑。比如清代的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说：“正统十年逾十载，则景泰五、六年间也。是时公方左迁国子监学正，本传及行状、墓志并不言其奉使事，附识于此。”林聪出使广东，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在林聪的同僚都察院左都御史韩雍的《襄毅集》中却有提到。韩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