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二胎超生反弹及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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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的二胎超生反弹及其原因探析以湖北省三个乡镇为例孙新华摘要：通过对湖北省三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文章发现，近十年来二胎超生普遍反弹并成为超生队伍的主体。二胎超生自2003年开始反弹并持续走高,其中“小二胎”占多数，但“非小二胎”也不可忽视。二胎超生反弹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户普遍具有二孩偏好。由于二孩偏好富于弹性，在2002年之前农村政策环境收紧时，农户被迫将这一生育偏好“蛰伏”起来。当2002年后农村政策环境逐步松动、基层治责和治权弱化和农户收入提高后，独子户的二孩偏好逐渐释放，最终导致生育反弹。这提醍我们，农民的生育观念与国家政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为了达到政策要

2、求，国家要赋予基层与政策要求相匹配的治责和治权。关键词：农村二胎超生生育反弹二孩偏好政策环境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但是低生育水平仍面临生育反弹的风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122号）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总结了生育反弹的五个原因，简而言之，包括早婚现象不利于计划生育；一些地区的计生工

3、作有所放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进入生育期；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中西部一些人口大省（区、市）已经出现局部生育反弹迹象（张维庆，2007）。屮央层面的判断主要来自“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郭志刚，2009）。同时，一些地方计生部门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当地的生育反弹。湖南省计生委副主任詹鸣撰文指曲“目前，湖南低生育水平的局面正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育水平将在近年内有一定幅度的反弹”，并总结了五类反弹类型：结构性反弹、政策性反弹、求真性反弹、诱导性和失控性反弹（詹鸣，2009）o而江西省九江市计生委的袁卫国也发现，九江市的低生育水平已有反弹，近

4、年来农村的计划生育率一直呈降低趋势，2007年只有70%左右，较之2006年、2005年分别下降了近5个、10个白分点（袁卫国，2009）o此外，个别学者对于生育反弹也有关注。朱红权根据在鄂西北儿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地近年來出现了一股“二胎超生热”（朱红权，2008）。笔者根据江西省T村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涌现大量“小二胎”，即与第一胎生育间隔大于等于7年的二胎，绝大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被压抑的二孩偏好在当下释放的结果（孙新华，2012；孙新华、郑晓园，2013）。而有些学者虽然坚持认为我国不存在生育反弹的问题，但是也承认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持续下降后又在最近

5、儿年略有回升（郭志刚，2011）o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是否存在生育反弹？假若存在又是怎样的反弹？原因何在？上面提到的各级计生部门虽然承认面临生育反弹的风险，但都没有对生育反弹作出具体分析和详尽解释。朱红权和笔者之前的研究，由于囿于个别村庄范围，也没有对生育反弹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鉴于此，笔者选取屮部地区湖北省的三个典型乡镇进行了深入的村庄调研和宏观数据分析，试图以此为基础对近十年的生育反弹尤其是二胎超生反弹进行探讨。二、方法与数据木文主要采取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并将两者密切结合。为了深入的研究二胎超生反弹的现实状况和生成机制，笔者在湖北省选取了三个典型乡镇，并在

6、每个乡镇选择了两个典型村庄进行实地调研，总计为期两个月。调研中，我们对村庄有了总体把握Z后，选取青年、中年和老年男女村民村干部尤其是妇女主任、乡镇领导包括乡镇计生办有关同志进行了专题访谈，内容涵盖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家庭的生育数量和生育动因，村庄整休的生育状况和计生工作，乡镇一级对于农民生育状况的评价等。在数据上，我们在湖北省人口学会帮助下从“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下简称“信息系统”）中获得了三个乡镇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信息。其中包括，已婚育龄妇女及其丈夫的姓名与出生时间、结婚时间、避孕措施及其起始时间、齐胎次的性别及其生育时间以及是否符合政策等

7、信息。由于该信息系统内育龄妇女的出生时间都在1963年及其以后，他们的生育时间集屮在1990年代以來。当然，仍有一部分在此间生育的育龄妇女不在此信息系统，因此，此信息系统并不能完全反映1990年代以来的生育情况。但是由于育龄妇女的生育旺盛期主要集屮在30岁之前，所以该系统内的育龄妇女却是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生育主体，因此该系统又大体可以反映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屮期以来的生育情况。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该信息系统（下文所引数据就不注明）。虽然三个乡镇的样本还不够大，但是由于三个乡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