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区志理论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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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区志理论创新研究摘要：城市区志“源于方志、秀于方志”，代表方志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城市区志已有研究成果涵盖内涵与特点、编纂专业技术和系统创新等方面。城市化与文化发展高度相关，城市区志作为其二者反映与交集，有其研究必要。目的是从区志研究的时代特征与区域特点、把握城市“文脉”与提升文化品位、顺应开放创新文化主流朝向等观点出发，以期开启与大家共商的新契点。关键词：城市区志理论创新城市化文化一、理论综述传统地方志(loealtopography)编修仅设"省一市一县三级”，城市区志(urbanarmalsofloealhistory)作为独立志种，以南京《白下区志》(1988)为标志，虽迟于

2、中国城市建区一个甲子，却作为方志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起到了推动城市区志理论发展的作用。此前，区志理论化、规范化并“有计划地建立城市区志学”的努力尚•且不足［1］。杨静琦(1995)提出《城市区志编纂学》九个方向性问题［2］,标志着区志理论研究渐入高潮。已冇理论可分层次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志理论创新研究。庞新华(2006)指出：“地方志编纂理论落后于实践，没有起到对后者应有的指导作用”［3］；梁滨久(2002)提倡以“万物皆志”的“大志观”开展“志学”研究［4］；庞新华(2006)提出编纂“以事系人、横竖结合、正述偏作”；夏临昌(1998)提岀，增加“专章、专述、专题”，扩大“二级结构”自由度

3、，改“众手成书”为“专家修志”［5］；陈飞燕（2009）提出把“三农”问题独立成篇［6］；常建华（1997）提出“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认识”［7］；张西服（2009）提出“重视城市化与城中村问题”［8］；刘辑平提出“区志应反映功能个性”，资料要“详略有度”、“三详三略”［9］；廖盛春（2004）提出篇目“自由设置”［10］；杨杏芝（1997）提出“述中有论、以述为主、立体记述、实用性、加索引”［11］及“七破七立”、“十点创新”等［12］。1.地方志文化地位和作用研究。顾颉刚（1935）认为方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要素，“在史书之中，固有未辟之山林，未发之金锡在，家谱与方志是

4、已”［13］；张新民（2007）认为，“地方志作为史书知识谱系中的一种类别，在文化要点整休结构中仍有其他史籍不可替代的作用”［14］；王政（2010）提出，地方志应记载“优秀传统、民族英烈、爱国志上、贤达廉吏等，并将这些投入到教育活动屮去”［15］。2.城市化与文化发展相关性研究。范恒山（2009）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在遭遇严重的文化困境，包括文化理念缺失、城市景观趋同、新老居民间文化冲突等”［16］；刘修（2007）指出：“城市化给文化遗产带來前所未有的冲击，'T城一面'以及文化缺失和特色消亡已成为制约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顽症”［17］；蔡武（2010）指出：“文化是城市的内核和灵魂，没有文化的

5、城市是没有凝聚力和没有发展活力的城市”［18］；刘庆柱（2007）针对“非物质”遗产“过度物质化”问题［19］,质疑“把文化遗产变成了一种卖点，失去了它的原生态性，这不是保护民间艺术，而恰恰是割裂了它的血脉”，而此间“政府起着至关重耍的作用”［20］。综上所述，方志学是史学重要的理论构成和基础，城市区志的出现代表着方志理论的丰富和创新。城市区志“源于方志、秀于方志”，二十多年来成果丰硕、前景广阔，集屮代表了方志理论发展潮流，涵盖编纂理论创新、方志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城市化与文化发展相关性等领域。这些成果给予地方志编纂以导向，促进方志理论与实践协调、同步发展。城市区志研究发展至今，面对中国新型工业

6、化、城市化、现代化大背景口益更新,城市特色更趋个性化，常记常新犹显不及，创新成为必然选项。树立“万物皆志”的“大志观”，深入探讨城市发展的文化内涵、侧重个性考察、面向公民“大众化”需求，从“城市化与城市文化发展相关性”、“城乡一体模式下的区志创新”等主题入手，以弥补由于时代进步而引致的宏观性、理论性研究略显不足状况，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果。二、理论基础1.城市化概念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它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景观、人口等各种问题的综合性反映。《(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将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城市化的本质是乡

7、村城市化”[21],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22]。2.城市化与文化发展相关性基于“城市发展偏好”规律和中国城市化实际考察表明，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进步休戚相关，城市化导致文化嬉变，在于人的“意识力”对“文化内涵”的认识、理解、定位与导向。“意识力”所派生的政策力决定城市文化品位，后者反过來决定着城市化的成败。实际上，城市化与文化发展相关性作为一对函数，可建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