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仁义之师”败亡的根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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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襄公“仁义之师”败亡的根源探析［摘要］在礼崩乐坏、征伐不断的春秋时代，宋襄公高举“仁义之师”的大旗，奉行仁义道德政治，结果落得兵败身亡的结局。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宋襄公实际上采取的是理想主义伦理政治观，而春秋是现实主义横行的时代，是权力政治主导的时代,是以“无义”为标签的时代。伦理政治在现实政治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脆弱与无力，显得不堪一击。可以说，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覆灭是伦理政治对现实政治的败退，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失败，是应然追求对实然演绎的退却。［关键词］宋襄公；“仁义之师”；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春秋时代

2、，位于中原腹地的宋国，作为一个有着极大抱负的中等强国，在其国主宋襄公的主导下，参与到当时的霸权争夺战中。其所标榜和率领的“仁义之师”在泓水之战中，没有摆脱完败于楚国的命运，霸权梦就此破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段段诉不尽的是非与嘘唏。传统上对宋襄公及其“仁义之师”的研究与探讨大多数是从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等方面着眼和入手，主要是分析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前后的表现与举动，认为其失败是“蠢猪式”的失败，与当时的军事潮流与战争文化格格不入。同时，宋国特殊的国情与别样的国民文化也要对宋襄公的失败负责。其实，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春秋时代的国际社会

3、是无政府主义主导的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支配着各国的国策制订与权力运作，战争与征伐如同家常便饭。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主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以夺取别国领土和人口甚至兼并别国为目的“春秋无义战”中，宋襄公的“仁义”胸襟和理想主义情怀在面对这个冰冷的和残酷的现实政治面前，显得是那么脆弱，那么单薄，那么不堪一击。一、宋襄公的时代：现实主义的灰暗世界宋襄公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1-453年）是一个礼崩乐坏、传统秩序逐渐解体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兼并战争不息、诸国争霸不断的特殊时期。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系大变迁、大调整以及

4、大改组的阶段，华夏国际体系已由周王室一统天下的等级制体制演化为独立国家各自为政的无政府国际体系，现实主义已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潮流和现实政策的理论依凭。（一）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应该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从而赋予每个时代相应的生存法则与活动方式。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代，早已不是三皇五帝的理想时代，也不是以周礼为本的西周时期，而是以争霸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大动乱、大变革时期。在这个诸侯纷争、天下大乱、战事不断的时期，对于实力尤其是武力的重视就显得极为必要。只有依凭强大的实力，各国才能求生存、促发展、谋利益和争霸权。春秋时期大国兼并小

5、国、强国欺凌弱国的现象比比皆是，只有实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免于亡国的命运。“春秋初，尚有千二百国”，[1]106到宋襄公所处的春秋中期，体系内的国家数量减少到一百多个。在这种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状态下，唯有发展自己，提高自身实力，才是根本依靠和生存前提。强大的实力还是各国谋取利益尤其是霸权利益的工具。春秋时代，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各种变法和改革，以求提高本国国力，追求霸权地位。比如,齐国的管仲就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国家实力的基础，是国家实力中的最基本要素。[2]138也正是在这种变革中，齐国强盛起来并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6、。同时，各国不断加强军队建设，积极扩军备战,以适应时代的特征和战争的需要。在春秋时代，各国将军事实力看作重中之重，兵法不断与时俱进，兵器不断更新换代，兵书不断推陈出新。在这个时代，武力和战争方式也被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常用手段，正义性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提倡。（二）重视利益的至上性对于利益的重视与强调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标志。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和具体行动的依据和目的，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春秋时代，体系中各国积极追求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春秋时代，各国都将自身的安全与生存视为至高无上的利益加以维护。应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

7、进攻性现实主义盛行一时，国际体系成员国的生存机会是脆弱的。各国对外行动中，无不纵横扌卑阖，左右逢源，以注重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安全。除了安全利益之外，各国还十分重视政治利益。一方面是维护执政家族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和强国形象,不惜采取军事暴力手段迫使别国服从。比如，春秋中期，齐国不服从于晋国的霸权性地位，遭到后者的打击与制裁。（三）突出结盟的常态性在春秋这个战争常态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均势结盟也是一种常态的运行政策。在兵伐不止的春秋时代，复杂、多

8、变和频繁的结盟使得各国之间更加纠缠不清，前景更加不明。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结盟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朋友、对抗敌手，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谋算。春秋时代，各国没有将体系中形式上的发言人一一周王室放在眼里，而是积极寻找盟友以便于己方。正如管仲给齐国制订的政策，即“内强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