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案例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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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铭记历史，勿忘国耻2010年圣诞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通过电话与原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取得联系时，她仍在为调查奔波：带着两名日本学者，赶到浙江义乌与细菌战受害者见面。几天后，记者收到王选发来的邮件。她在邮件中说：“细菌战诉讼不是我一个人打的，我们有180名原告，230多名日本律师，还有数十名中国、日本的专家顾问，都是志愿者。这个诉讼是为了还受害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也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　　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认定1941年，日本军队开始对中国浙赣一线重要港口、交通要道和繁华城市进行细菌战攻击。其中，义乌、衢州、常德等地被空投了大量带有鼠

2、疫菌的跳蚤，鼠疫大流行。这段历史在战后被日本和美国连手掩盖，所有细菌战战犯都未得到审判。　1995年，43岁的王选结束8年日本求学生活，欲赴美进修，却被一则报道改变了人生：首届有关731部队（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关东防疫给水部）的国际研讨会召开，两位日本和平活动家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义乌崇山村调查的情况，包括王选同族叔叔王焕斌在内的3位村民，则向日本政府提交联合诉状，要求就细菌战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做出赔偿。崇山村是王选的故乡。她想起父亲曾说过，日本人放了鼠疫，烧了大半个村子，还掏出那些未死的感染者的内脏，以获得更强的鼠疫细菌。“我13岁的叔叔感染后，被抬到野地里。

3、寒冬腊月，他身上却滚烫，临死前，他凄厉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蜷成一团，变成黑的……”那次，王选家族有8人、全村共396人罹难。据有关方面调查，1941至1945年间，整个中国，除了新疆、西藏、青海，都受过日本细菌战的扫荡。“日本人用一种最残忍的武器，摧毁一个最古老的文明。这记忆很沉痛。斌叔叔就曾对我说，‘你要去日本，和他们一起把诉讼搞起来’。我想，是时候为家乡父老做些什么了，最起码，我能将难懂的义乌话译成日语。”　于是，王选放弃留美计划，辞去工作，找到在会上发言的日本专家，与几十名志愿者一起，从崇山村开始，挨家挨户调查当年细菌战的受害事实，调查范围从浙江

4、扩展到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十几年间，她和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应对着复杂而漫长的诉讼，同时也为揭开细菌战真相竭尽全力。　1996年，王选受受害者委托，与日本和平运动团体、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日本律师团联络诉讼事务；1997年，她被推举为原告团团长，与几位代表一起正式赴日，代表108名原告提起诉讼（到1999年，原告数量达到180人）；1998年，日本地方法庭首次开庭，王选以原告身份在法庭上作陈述；2002年8月，日本地方法院判决中国原告败诉、并驳回道歉和赔偿请求。但就像原日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所说：“虽然败诉，但日本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却第一次

5、在日本法庭得到认定，这个意义是空前的。”也是从这一年起，全世界开始关注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　　让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熟悉王选的人都说她心肠软，但法庭上的她却冷峻如峭壁。每次诉讼，她都亲自翻泽海量英文、日文文档，证词整理得滴水不漏；她组织的证据具体到每个受害者的情况，其准确和专业连法律专家也不得不叹服。一次次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王选身边的日本友人却越来越多，她说的话、做的事让他们信服。　令媒体震惊的细菌战受害者的长长名单，是王选和志愿者们一个个调查出来的。一位美籍华人曾对记者说：“波兰和南京一样也发生过大屠杀，但波兰的每一个遇难者都有户籍，我们的不少受

6、害者却只是个数字。在东京审判（1946至1948年）中，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在申诉日军暴行时，只是一再重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王选用一份名单让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并重新看待中日战争史。”　当记者将这样的评价转述给王选，她平静地说：“秦德纯那样说，是时代的局限。我父亲就是搞法律的，是一名国民党法官，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从小受家庭熏陶，我对法律有天生的敏感。”　对于十余年的坚持，王选没说一个“难”字，而是说：“有很多好人不带条件的捐助，帮助了我们的诉讼。”但她不经意间的话让记者沉吟：“我是浙江人，浙江人最擅长的就是‘惨淡经营’，用最小的资源做成

7、大事。日本是二战参战国中唯一使用生化、细菌武器的，但这一事实被掩盖了60多年，细菌战是曾经发生的罪恶，日本的隐瞒、不认账是正在发生的罪恶，若这么大的罪恶都能抹掉，那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我们揭露真相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并非为了恨。”“犯罪应受到惩罚，但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对话，共同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这个诉讼在人类史上没有过先例，我们在给日本机会，使他们能用和平的方式对过去做出弥补。”这段话，被王选写在建立义乌和平纪念馆的申请书上。最近，她一直忙于这个纪念馆的建设。我们就像一群愚公在移山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针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做出二审判决

8、。尽管判决仍以“上诉理由不在日本民法规定的上诉范畴内”为由驳回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