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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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其独有的样态在世界法律文化园地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惟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未曾中断过，有着独特的内发形的变迁过程。历史进入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中断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自然演进历程，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了外发因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成为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一条主线和主要表征。时至今日，如何解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心理情节，亦是当前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所表露出的困境与矛盾都是这种心理情节的反映。因此，考察和研究西学东渐

2、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关联，分析总结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特点，解决近代法律文化变迁中遗留的难点，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是绵延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并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而且，在近代以前，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更为突出和鲜明。大体可以从形式意义和实体价值两个方面来把握。就形式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即法律是伦理道德和行政命令的附庸

3、，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无确切分界，法律没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功能；在法律内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的诸法合体形式；在司法过程的运行机制上，表现为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就实体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伦理化，体现了儒家伦理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具有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礼治性质，体现为极强的义务本性，漠视了个人权利及价值；具有德治主义精神，道德是法律的化身，道德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法律是次要手段和道德的辅助；具有人治主义色彩，强调权力大与法律，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支配和制约，

4、是实现君主专制的工具；以秩序和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强调“无讼”的法律意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但有其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也有其独特的变迁过程：其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一直受优越的文化观和中国中心论左右。古代中国自秦汉至明代都处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在生产和技术领域以及法律文化机制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因而，古代中国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这种国力的强盛，形成了文化传播和认同的单向性，

5、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体系有着强大的同化功能，在外域文化的挑战面前，扮演着主动的角色而非处于被动者的地位，因而能够把外来文化纳入本土文化的体系之中。”优越的文化观和中国中心论，一直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非常从容与自信。其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封闭性、自发性和孤立性。古代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而且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状态中，导致了整个文化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是以内法的形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呈现了极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可以说是孤立性，它缺乏来自外域的异质法律文化冲击下的发展动力

6、，而以单一的文化样态存在与发展。其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惰性发展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性质。中央集权的高度密集与小农学习参考.....经济的散沙状分布，通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刚性强制与宗法关系的柔性和合达成了统一，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又被浸润于儒家礼教思想的宗法伦理精神之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王权，加上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三者融合培育了刚柔相济，随时调剂的修补机制，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稳固发展。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性质，导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始终追求一个“常道”，即恒常不变。求稳，求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变迁的基本价值框架。在

7、几千年的递嬗流变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知识不断地通过更换表现形态来维护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恒常不变。其变也只是拘囿于具体事务，而维护整体社会的不变，总之，其求变只是为了不变，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数主要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治世之术，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万古长存。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显示了超常稳定性和缓慢性，以至于其变迁轨迹通常不明显。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自然演进过程至近代因为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发生中断。当古老的中国在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