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与文学个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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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域、空间与文学个性　　一　　关注文学写作的区域性、地方性，确实为文学研究展开了一重全新的空间。尤其是在特定的文学领域，这种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有些学人就将地方性知识、地域文化、地方诗学、身份认同等理论问题引入了批评领域，使得阐述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化。比如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针对流行的“大同诗学”，针对性地开辟出“地方诗学”的阐释路径①，就是一种显著的学理推进。但学界能够就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进行如是理性思辨的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论述国内文学的时候。他们针对地域文化的论述往往转化为一

2、种本质化的断想，即毫不犹豫地将区域文化普遍化为文学的一种成熟品质。　　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理论批评话语中，地域文化确实至为重要。大到东方主义、帝国主义为理论背景的“民族寓言”，小到以普通话为现实参照的“马桥”式方言腔调，地域性书写策略几乎成为当代文学无以逃脱的宿命。以此为基础，慢慢形成了一种当然的逻辑：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越是全球的；越是文化的，也就越是文学的。　　其实，地方书写并不能必然地就成为文化的良性载体。“寻根”文学曾经在上世纪八零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作品的标

3、题就暗示了书写的强烈地域色彩。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在“寻根”文学的最初倡导中，地域书写亦最是瞩目。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中说：“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

4、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这一时段，作家与地理版图确实构成了有趣的对应。评论家季红真随后的论述更是详尽：“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李杭育疏导着属

5、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②显然，寻根者共同的愿望是，希望在人迹罕至或相对偏远的地区去发掘传统文化的遗留，其目的在于用过去来照亮现在，寻找到民族的“自我”。不过，这些倡导招致了一些学人的不满。有着强烈介入意识的李泽厚就认为，寻根文学没有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东西，欠缺战斗性。“文化”成了回避社会问题的坚硬龟壳。他如是反问：“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

6、、那人生之谜呢？”③有评论家于是耿直地建言：“文学的根，就在那千姿百态的当代文化形态之中，作为当代小说，只能以当代生活作为自己的土壤，因为这土壤同样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④唐弢的观点亦颇有启发，所谓寻根是移民文学的事，国内作家的根就在脚下，因此，真正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写作⑤。李泽厚、唐弢等人其实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纯粹地倡导文学与特定地域的文化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观文学的境况。或者说，文学品质与地域文化书写并无等号关系。不过，在当时他们都没有去详究内在的缘由。　　二　　其实，稍稍注意这些作家的生

7、平与写作就不难看出，他们不过是将地域书写贴上文化花边而已，其里子依旧是知青写作的一种转化和升华。郑义、张承志、李杭育、张炜、阿城、韩少功等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莫言、贾平凹则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倒转过来说，是地域、乡土成就了作家。不难发现，不少作家在“寻根”之后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耗尽生命旅程中有限的“乡土”经验。韩少功后来反思“寻根”时就曾清醒地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对于现代派的讨论，对于寻根的讨论和关于现代派与寻根的创作实践，都有一种早产现象，或说是早熟。这早产早熟便带来一种

8、根基不扎实、先天不足那样的虚弱。中国开放的门突然一打开，就呈现出很饥渴的状态。对国外的东西表现出充分的饥渴和吸收，睁大着双眼来看世界，并且，马上就从外国现代派作品中横移过来一些手法、观念，并不是自己血肉的东西，弄了一阵就显得一些作品跟不上，后力不济。寻根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大家都来谈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啊，对传统的分析啊，历史文化的积淀啊，名词很多，铺天盖地。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少研究，不管是学术上的理性的研究，还是感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