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量影响货币及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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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量影响货币与物价把货币化纳入宏观分析，意义重大。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谁不关心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配人间的福利与财富，主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由此，价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响而变动、究竟由什么决定变动，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持久关心的话题。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个理论基础，应该是“货币数量论”。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认为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从

2、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化。不过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把一个命题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含糊，就容易接受可观察现象和可感知经验的检验。同意不同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机会推翻货币数量论——只要你观察到货币周转率和商品劳务量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没有提升价格水平，或者反过来，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供应量不变，商品劳务量的增加也没有降低价格水平，你就可以大声质疑、大胆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说，进行新检验，由

3、此提升关于价格变动规律的认知水平。就我所知，首先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1885年，他发表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说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虽然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故事，在经济学的早年时代并不罕见——斯密发表《国富论》时甚至还没有经济学，他本人则以道德哲学家而闻名英国——但纽康先生提出货币数量论还是有点特别。在他之前，知名经济学家林立，很多前辈早

4、就关注市场景气发生波动与金块、纸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被欧文·费雪命名为“关于货币数量的理论（quantitytheoryofmoney）”，还是被“外行的”天文学家拔得头筹。或许，这与天文学宏大的视野、以及天文学家们坚信万物运动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有关吧？真实世界究竟有没有MV=PQ这回事？这就要讲验证了。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09年以后完成的。至于实证检验，则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巨大工程。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施瓦茨（AnnaJ.Schwar

5、tz）利用1867-1960年间的美国经济与金融数据，系统探查了美国货币存量周期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货币主义”格言——“通胀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基础就是这本《美国货币史》及其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与周期》）。从费雪到弗里德曼，当年纽康的天才猜想得到阐释和验证，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头脑里，开辟出一块“货币是重要的”新天地。中国经验也验证着货币数量论。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变现出来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进入两

6、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的讲演对中国听众的说服力，靠的可不是他的辩才。这位诺奖得主的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我喜欢的科斯教授相仿，也属于“人贵叙己而不自诩”的那个路数，绝不靠“吾日三赞吾身”那类没完没了的自我吹嘘来“制造影响”。对我这辈人而言，若不是1980年代末高达19%的物价指数，要接受原本从没听说过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丰富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这就是说

7、，可以把货币数量方程里的Q（商品劳务）分为两部分来处理，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劳务”，即花费了货币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劳务，即原本不在市场之中、未花费货币成本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举凡土地、劳力、创业动机和形形色色有市场价值的创意，都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体和新的胃口，需要额外消费一块货币。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楚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上周本专栏介绍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怎样增加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