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专访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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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文茜的专访（2005年2月16日，中天电视台《文茜小妹大》）陈文茜：　　我以非常高兴的心情，欢迎一位贵宾的到访。　　他是当代华文写作者中最著名、也可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才情，他对历史的理解，他在时代悲剧中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钻研，全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体现在他一本本书中。他，就是余秋雨先生。　　余先生，在你来到之前，人们早就认识你的文字。你的才子型的写作，会在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这在台湾这样一个文字没落的地方已经很罕见了。　　大家知道，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可以是同胞、朋友，也可以是敌人

2、，但两方面继承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比方读你的书，对台湾读者来说，好像是故乡的回忆，那么熟悉，但又好像不是。然而无论如何，你的书里有一种能够激起人们澎湃感情的共同的文化语言和文化记忆。在这方面，你与台湾的读者完全没有距离。只是人们不常看到你，知道你并不居住在这个岛上。　　我想知道，你与台湾读者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余秋雨：　　几乎没有。甚至，比很多大陆的读者更容易沟通。　　原因是，我写的文章，不是生活随感，或时事评论，不需要读者过于贴近。我始终在写一种大文化，这就像在指点一座大山，看它在云里雾里的千姿百态，

3、如果一头钻在山坡上反而不识它的真面目了。过于贴近必陷琐碎，反而割裂了我在呼唤的宏大。　　因此，有一定距离的读者，是最理想的读者。　　即便置身大陆，我对中国文化，也主张要拉开距离来看，才看得明白。记得二十几年前，灾难刚过，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兴奋地握笔评述着眼前的是是非非、喜怒哀乐，我却选择了读古书、找废墟的寂寞之路。古书和废墟都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我正是在这种距离中产生了对中华文化无以言表的恭敬和忧伤。这种恭敬和忧伤，是我身边的热闹世界所难以理解的，至少一时难以理解。　　台湾的读者不熟悉我身边的热闹世界，因此反而

4、能与我远眺的目光相吻合。后来，我身边的热闹渐渐消褪，不少大陆的读者也发现我的目光了。陈文茜：　　我在你的文字里，除了阅读到才情之外，还阅读到了只有在灾难中才会产生的人生感受。例如你写到苏东坡、柳宗元这些人，本来是想走一条仕途的，后来却因贬谪流放，反而拥有了一种全新的文人情怀。在这个部分，我想听听你的人生体会。余秋雨：　　在官本位的时代，一个聪明的文化人要拒绝仕途是很困难的。屈原、司马迁、柳宗元、苏东坡都是有极高智慧的人，他们原想把官位和文采集于一身，两全其美，但事实证明，只有当他们在仕途上完全走不通的时候，才成就

5、了一种纯净而完整的文人情怀。这可以称之为“绝境升华”。　　现代生活中很少遇到彻底的绝境，因此也很少看到纯净的升华。　　我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升华，却是遇到过真正的绝境。什么叫真正的绝境呢？我觉得有些政治人物即使蒙受牢狱之灾也不能算是绝境，因为他们还有理想和主张。我十九岁遭遇文革时，不仅觉得失去了一切前途，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周围每一个领域的虚假面目都“看穿”了。一开始我多么希望眼前的灾难是少数恶人强加给多数善良人的，后来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就使我在精神上陷入了真正的绝境，它很可能毁灭我，但也有一丝可能让我在彻底

6、的空寂中开始精神重建。这就像漫天的激浪可以吞没很多人，也有可能把一、二个赤条条的生命冲刷得非常干净。在这种状态下接触中外典籍，与大学课堂上完全不一样，似乎每一次都是两个彼此等待已久的灵魂的发现和对唔，毫无杂质和障碍。　　我由此想到了司马迁在宫刑之后、屈原在汩罗江畔、柳宗元在永州、苏东坡在黄州的心境。一般的文学写作，当然可以与功名权位并行不悖，但是，特殊的文学写作，一定产生于“绝境归来”——这是我一篇文章的题目。陈文茜：　　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对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文字狱着墨甚多，是不是你觉得文人心灵的禁锢，在今

7、天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解放？余秋雨：　　我写文章，不喜欢借古讽今。但是很多中国文人在心灵上的毛病，比你所说的更严重。他们不是禁锢着自己等待解放，而是竭力地试图禁锢别人，结果造成了互相禁锢的铁枷连环阵。　　下令实行文字狱的是统治者，但是使这些案件得以成立的，却是一群群以揭发者、索隐者、告密者、批判者身份出现的文人。　　统治者实行文字狱是为了保权，文人们推动文字狱是为了整人。一开始统治者只有整治天下的企图，却没有具体的整治对象，文人们却把一批批对象找出来了，而且帮助统治者分析这些对象应该被整治的种种理由。这样的文人，在

8、数量上非常庞大，庞大到比受害者还多出许多。再加上他们周围更多幸灾乐祸、袖手旁观的文人，受害者总是处于极孤立的状态。整人，在中国文化界已成为一种显赫的“专业”。陈文茜：　　我很好奇的是，很多人应该都有一种由大量记忆和感情组成的“文化心灵”，但更多的人却不在乎，热热闹闹地去诠释一套新的社会话语了。因此这种有“文化心灵”的人常常不能见容于当代。　　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你是不肯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