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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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历来解析岳飞之死，不出秦桧、高宗与金之媾和及陷害，论及当时士大夫在岳飞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却比较少。①但正是士大夫对武将的夺权直接促成了岳飞最后的悲剧命运，秦桧与高宗亦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宋自太祖、太宗确立文人政治后，士人登上权力的舞台，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个休戚

3、与共的政治利益集团，并成为宋代政治的主体，对可能威胁其利益的其他势力(主要是武人)均不遗余力地打击摧毁，而且在这一方面显得异常团结。如仁宗朝士大夫采取一致行动贬死名将狄青，充分显示了文官集团强大的政治力量，武人必须绝对受制于文人官僚，这是士大夫的政治原则。岳飞之死是这个重要原则的重新贯彻。　　一　媾和与士大夫的夺权之路　　自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后，为抵抗金人侵略，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不得不依靠武人来摆脱灭亡的威胁。在对金作战中，武将地位上升，改变了北宋文武的格局，“绍兴中，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多”[1](卷中，p46)。诸大将亦形成军阀之态势，如有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的

4、称呼。特别让士大夫难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强，一改北宋遭文人压抑之态，如韩世忠蔑视文人，常侮辱有加，并轻薄地称之为“子曰”和“萌儿”。[1](卷下，p95)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见“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国史旧闻》陈登原按语）[2](卷十六，p404)。　　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士大夫们立即就展开了对武将的夺权斗争。高宗非中兴之主，但却深谙权力驾御之道，遂与秦桧因势利导，利用士大夫的夺权心理，积极与金人媾和。因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3](卷十，p185

5、)。媾和与夺诸将兵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还远大于和议，因为这符合宋代重内轻外的政治原则。绝非仅高宗与秦桧有此意图，钱大昕就曾指出：“宋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甚力。”[4](卷八，p171)媾和而解除诸将兵柄，也就恢复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赵翼看得最透：“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是浚未尝不有意于议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5](卷二六，p552)　　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僚都赞成媾和，但绍兴八年确实

6、是高宗与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议”为国是。[6](上卷，p278)王船山之论堪为深刻：“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3](卷十，p191)虽然在媾和问题上士大夫意见不一②，但在解除诸将兵柄上却是非常一致的。如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因此激起淮西兵变。而“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来解决诸将问题。[7](卷一四○，p2247)秦桧不过完成了浚、鼎等想做之事而已。李心传对秦桧没有好感，却仍肯定其收回诸将兵权的功绩：“然

7、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欲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7](卷一六九，p2772)李氏之言其实代表了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而秦桧不过是实现了他们的政治欲望。先看看士大夫们是如何参与夺取诸将兵权的，因为失去兵柄才最终导致了岳飞的被害。③　　由于敌视武人的传统深入骨髓，加之诸大将之间的矛盾和军纪问题，士大夫对于武将的敌视态度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有所减弱。④还在金人南侵、宋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他们就开始盘算夺回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