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民主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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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贝马斯的民主情结　　哈贝马斯的童年经历了德国法西斯的崛起直到权力顶峰，而青少年时期则是法西斯从疯狂走向覆灭，大学之后，联邦德国在盟军占领之下开始实施资产阶级民主。从纳粹极权统治到美式民主政治的强烈反差，使哈贝马斯心底生发出浓厚的民主情结，充满对民主的向往。　　一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科隆附近的一个小城。正值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他却亲眼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以及由纳粹德国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这段特殊的经历不仅改变了哈贝马斯的生存环境，而且也极大影响到他的价值判断及理论追求，对此，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

2、rdBernstein）的评价非常中肯：“如果我们忽视了那些塑造了他们（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理论作品的重要的个人成长经历，我们就根本不会理解他们在‘维护什么’，不会理解他们‘感受整体推力的方式’。……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最重要的成长经历就是青少年时期当他发现纳粹主义的恐怖时的震惊。这种震惊构成了几乎他所有作品的背景。”[1]在哈贝马斯看来，青少年时期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根源于纳粹德国“个人崇拜→独裁→极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必须从思想上清除这一体制的余毒。因此，反思和批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如何彻底杜绝这种政治模式在德国历史上再次重

3、演，自始至终都是哈贝马斯思想和著作中的重要内容。　　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不仅斩断了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连续性，而且也暴露了德国文化的阴暗面，这些阴暗面和西方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甚至截然对立。德意志思想传统特别强调理性和抽象思辨，但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忽略、压制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体，从而有悖于西方文明中的人道主义传统。哈贝马斯后来曾经回忆过自己的类似体会：“十五六岁时，我坐在收音机前收听纽伦堡审判前国人的谈话。一些人非但没有对眼前可怕的灾难感到震惊，而是在辩论审判的正当性、程序和法理学问题，我感到出现了裂痕，真正的裂痕。的确，我因为敏感容

4、易受到伤害，我不能像我的兄长那样对集体犯下的不人道事实熟视无睹。”[2]为什么部分德国人会对法西斯的非人道行为轻描淡写，而对一些理论上和形式上的问题纠缠不休呢？很明显，这一切都根源于德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青年时期的哈贝马斯为什么感到与康德、黑格尔开创的德国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出现了裂痕，真正的裂痕”呢？从哈贝马斯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表现出不同于周围大多数德国人的特质，在与德意志思想传统保持距离和反思的同时，哈贝马斯认同和接受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观，这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等思想。在他看来，英美的民主政治体制

5、不仅有助于彻底杜绝极权主义对德国的危害，而且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思想潮流，也有助于“改良”德意志理性主义传统，从而使之具有生活世界维度的合理性。二战之后，西半部的德国以联邦的形式实现民主制度，建立联邦政府是美、英、法三国协商决定的结果。西方对制定德国联邦宪法在内容上没有干涉，只是要求它能保障民权，法律平等，具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新闻广播自由、教育和就业平等。当时的联邦德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更是如何从充满道德和政治灾难的历史中发展出真正民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文化。战后的德国主要吸收美国的政治文化来确立民主政治文化

6、原则，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必须的，哈贝马斯对此感触颇多：“要不是在战后十年期间吸收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今天的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也许要糟糕得多。联邦共和国第一次无条件地面对西方。那时候，我们接受了启蒙的政治文化；我们开始认识那形成……多元立场的力量；我们开始认识从皮尔思到米德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彻底民主精神。”[3]　　二　　德国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并不彻底，虽然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也确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这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在力量强加的，在很多德国人心底，联邦共和国更多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不是事实，民主的政治体制在德国人心底没有

7、真正扎根下来。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玩世不恭。”尽管有了联邦宪法，早期的联邦德国仍面临着再次成为“没有共和公民的共和国”的危机。　　德意志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德国文化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更是西方哲学中的精髓，德国哲学中一直有关注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但另一方面，德国哲学文化中亦潜藏着德意志民族优等论的狭隘性，平等、民主等资

8、产阶级基本理念在德意志传统思想中相对淡漠。　　在理论领域，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53年的“海德格尔事件”，这一年，作为当时德国思想界泰斗的海德格尔一字未改的出版了他1935年的哲学讲稿《形而上学导论》。这一事件表明海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