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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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一　　在反腐问题上，目前有两种常见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寄希望于政治手段，抓出一个个贪官，造成一连串震慑，使人们不敢贪、不再贪。另一种思路是寄望于建立民主体制，引进多党竞争，开放新闻自由，通过分权制衡来反腐。　　这两种思路各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很难说就找到了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首先看第一种思路，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法家治理思维的现代翻版。这种思维方式相信严刑峻罚，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中央集权。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促进体制外下情上达的道路畅通，无法建立体制内自我约束的良性机制。从长远看，法家式治理无益于形成开放、透明、健全的权力系统，而是相反，容易导致

2、专制、集权甚至极权，后者恰恰被公认为腐败的重要制度根源。更重要的是，法家式治理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把人民当成小人来防范，把官员当成奴隶来管制，无助于确立人民的独立人格，无益于培养官员的主体意识。按照它的逻辑，人们因为害怕才不贪不腐，一旦不怕则必贪必腐。然而，一套以人与人相互监控构成的体制，也容易因为人与人相互勾结而归于无效；一套以人与人互不信任为基础的制度，也必因为人与人相互猜忌而走向瓦解。以严刑峻罚为主要特点的治理思维，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的抨击，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法家式反腐行不通。　　第二种思路实际上是民主反腐思路。这种思路，就其倡导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

3、而言，无疑有极大的合理性和诱惑力，所以它在今天非常流行。然而，这套治理思路的局限性也是极其严重的。首先，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与腐败程度并无明确的反比关系。恰恰相反，不少政治大幅民主化的国家，腐败程度不但没降低，反而继续盛行，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其次，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以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为特色的西方民主体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它无助于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迅速确立有效的权威，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因而也未必能在短期内形成抑制腐败的有效机制。再者，以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为特色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其可行性在中国已受

4、普遍怀疑。要解决当下中国的腐败问题，我们总不能永远望梅止渴，用本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解药。　　因此，我认为，上述两种相反的治理思路——一个主张集权，一个主张分权——虽然各有自身的理论依据，但均不是在中国文化中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治理腐败比较根本的政策方向呢？　　我认为从儒家思想看，有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方向——：　　二　　第一、导致今天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国家官员总体性的信仰失落。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官员作为这个社会的治理群体，他们的整体精神面貌极大地决定了国家官僚机构能否良好运作；如果官员群体的精神世界不健全，即使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正常运转，还谈什么制度设计、体制改革，因此不能

5、寄望用制度来解决一切，以为民主可根除腐败。从反腐的角度看，即使再好的制度，也不是没有漏洞可钻；即使再严密的法网，也难以抵挡大面积的群体性腐败。　　诚然，一套健全的制度，可以有效防范许多人的腐败堕落；但是只有官员自身有了坚定的信仰，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杜绝腐败，成为反腐最强大的动力。事实上，今天许多官员腐败堕落的重要根源之一，恰因为他们没有崇尚的精神追求，所以自然地会在金钱、财富和女色等方面寻找满足，因为他们无法想像在财富和情色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刺激、兴奋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人权位越高，越是需要坚定的信仰。因为位高权重必然伴随更多的诱惑、更大的挑战，对内在品质的要求也更高。尽管不

6、能指望所有官员都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但至少整个官场的潮流不应当由没有坚定信仰和高尚情操的人主导。　　换个角度说，今天中国官员总体性的信仰缺失，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未来成败。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恒心”，包含精神上的追求和信仰。古人之所以举贤良方正、选贤与能，正因为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官员群体(士大夫阶层)对全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如果士阶层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变成了物质的奴隶，那么他们作为国家的领头羊也必然会把整个社会拖入绝望的深渊。因此，今天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国家官员的信仰失落问题，找到重建信仰的真正出路。我们不能再靠

7、“皇帝的新装”过日子，对于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应当承认，过去三十多年来，执政党在告别过去激进、浪漫的革命信仰的同时，也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说我党在理论改革方面的探索从未中断。但是，这些改革之所以并未解决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个体信仰的真正落脚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信仰的对象只有建立在超越感性需要的、非功利性的超验目标之上，才能真正牢固。国家需要、民族利益、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