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七事变时期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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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七七事变时期日本的“不扩大方针”日军进入宛平城　　（文/熊沛彪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于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件时期采取的“不扩大方针”，日本学界在20余年前有过大量研究，由于当时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大量原始史料尚未公开等原因，其研究存在很多缺陷。中国学界在1980年代就日本学界的研究展开了针对性研究，但因为未来得及利用刚公开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近卫私人史料等原因，研究中不乏偏颇。本文拟运用新发掘出来的日本方面的档案等史料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一、日本的战争边缘政策　　1937年6月初，近卫文麿组阁，广田弘毅再度出任外相。近卫一向鼓吹“自主外交”，反对在东亚地区实行受华盛

2、顿体制规范的“国际协调主义”。他在年初发表的论文中即强调中国必须与日本实行“经济合作”、“共同防共”，若中国仍仇视日本，依赖欧美，将自行招来“东亚的祸乱”。为“促使中国反省”，有必要着手“全民准备”。这对中国是一种战争叫嚣，对整个远东地区则是欲以武力手段推行东亚新秩序政策的一种暗示。广田则一向主张其“对华三原则”，并曾尝试以实力为后盾，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手段迫使中国迅速接受日本在东亚确立新秩序所必需的侵略要求。近卫内阁一成立，便抛出了新的对华政策，强调要“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日中国交的指导原理”，并决定将重点先置于解决“华北悬案”。　　6月15日，广田训令驻华大使川越：“关于在华北的经

3、济合作，如铺设津石铁道、开发龙烟铁矿和井陉煤矿等一系列悬案，要在宋哲元时代促进解决，并向在华北实现以经济提携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合作的理想的特殊事态迈进。”1937年6月15日广田外相训电川越驻华大使，这就改变了“佐藤外交”时期“华北民众自行协助实现”的渐进方式，要求尽快将华北、尤其是冀察分离出去，以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首先实现“经济合作”、“共同防共”。针对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出发，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方提出，先解决冀察不正常的政治问题，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就非难事。对此与日本意图针锋相对的建议，近卫不予理睬。　　7月6日，广田外相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中国的形势如此发展，谋求日本

4、所要求的“日中亲善”已不可能，“日本只有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得到内阁成员一致赞同。所谓“正确政策”是指什么？6月30日，广田在枢密院演说时还表示要依据佐藤前外相的方针，就两国间经济、文化相“提携”，就华北的具体问题逐步推进对华外交，以达到“调整日中全盘关系”的大目的。但军方及舆论界早已表示强烈反对这种外交方式，广田本人在“广田三原则”及“中日悬案”交涉期间就已不相信这种渐进方式能实现日本的对华最终目的，时隔6天，广田即转而主张，中国的形势已使“佐藤外交”的方式行不通。既然全盘性问题，即日本所要求的对华“指导权”问题无法解决，在华北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均已失去价值，因此，只有按近卫内阁

5、的方针及军部的要求，将对华外交重点先置于华北，以尽快在华北实现“理想的特殊事态”，随后再迫使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广田就近卫内阁新政策所持的先后矛盾的主张，表明日本政府至此对用外交手段解决“对华问题”失去信心，所谓“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就只能解释为以武力威压为手段强行推进对华政策，或寻机以武力解决。　　近卫内阁决定尽快解决华北问题的对华政策使对华强硬派受到极大鼓舞，“对华一击论”更是甚嚣尘上。佐藤在辞职时就认为，“现在的日中形势，若放置不顾，不知何时就会迸出战火来”。天羽英二于5月28日至6月1日赴华考察时，谷荻驻青岛总领事、田尻驻上海总领事及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等也告知天羽：如此

6、压迫中国，有发生冲突或全面冲突之虞。经近卫内阁的推动，华北形势愈显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不过，据现有资料来看，近卫内阁尚未来得及具体讨论行使武力的问题，而军部则一向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有事时”，出动少量兵力就可迫使中国屈服。这又说明，广田所说的“毅然推行正确政策”首先应是指强行要求解决“华北”问题，并奠定解决“全盘性问题”的基础，不得逞时，随时寻找机会发动局部战争，迫使国民政府屈从日本的要求。卢沟桥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二、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7月7日夜，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借口调查失踪士兵的下落，在卢沟桥挑起事端，蓄谋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县城。日军挑起事端后，于次日

7、电告日本陆军中央，谎称“驻屯在丰台附近的部队在夜间演习中，因遭到中国军队射击，立即采取了对敌态势，击敌于卢沟桥附近”。日本政府、军部得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其内部就如何处置事件发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争论的结果是9日上午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作出的“不扩大方针”及和战两手准备的四条决定”1、事变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2、不扩大事件。3、希望中国方面反省而圆满收拾事态。4、中国方面无反省，危险迫近时，采取适宜的措施。　　日本为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