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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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蔡鸿生先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是一本以考据为主的史学专着，一般说来，这种著作是比较艰涩、枯燥的。但此书与众不同，颇能引人入胜，且时有妙语隽言，令人回味无穷。既易读又耐读，实在难能可贵。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篇分章、节，每篇、每章、每节都相对独立，其中若干，如“得悉神和金破罗”（上篇一章五节）、“‘饆饠’及其汉化”（上篇四章三节）、“狮在华夏”（下篇一章）、“哈巴狗源流”（下篇二章）等，简直可以作散文或随笔来读。不用说，每篇每章都是为了阐发东西文化接触和交流之深意真义这一全书的主题

2、；而对于读者来说，却尽可各取所需，所谓可玩浅韵，可玩深蕴。　　除文笔精美外，本书最明显的特色是实证和理论的紧密结合。　　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自觉接受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例如：在研究突厥所有权时，努力将突厥时代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这与经典作家关于“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的论述之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深知“历史的空白只能用事理的逻辑来弥补”。由于有关研究对像的资料奇缺，理论的指导作用就尤其突出，用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必须“虚实互补”。例如：有关突厥时代牧地和牲畜所有制的资料十分零碎，

3、似乎完全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一旦借用马克思的话（“在这里，被占有的和再生产的事实上指畜羣而不是土地，但是土地在每一个停留地上多暂时为共同利用”）来概括，这些史料的内在联系就凸现出来，上述所有制及其特征也就得到了较好的表述。　　在运用历史唯物论指导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将自己取得的具体成果上升为理论。换言之，并不允许自己在一些具体成果面前止步，而是以这些成果为基础，去寻找历史发展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为历史唯物论的大厦添砖加瓦。本书以九姓胡和突厥文化为研究对像，显然旨在通过典型案例的解剖，展示东西文化在接触、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奇观，进而阐述古代东西文化

4、交流的规律。而一系列有关九姓胡和突厥文化的具体问题的探索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中亚绿洲文化和游牧文化也具有普遍意义，如关于九姓胡城邦政制多重结构及其性质和形成原因的考察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虽然作了大量的考证，但并没有陷入考证的泥淖不能自拔。在本书中，考证不是目的，只是理清脉络的手段。如：既分析了“奴”这一概念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也揭示了突厥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在研究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时，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突厥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物质根源。探讨突厥的婚姻和家庭后，能进一步表述其本质和特征：带有大量母权制残余的父权制家庭。其它如关于九姓

5、胡东方聚落文化类型的归纳，从研究九姓胡的贡品探索物质文化交流的规律，由考察九姓胡家庭指出文化背景对于伦理观念形成的作用，以及通过解诂胡名说明习俗对人名的制约等等；也都是例证。　　全书用力最勤的似乎是关于突厥法、突厥社会、突厥汗国军事制度和宗教信仰的研究，即中篇前四章。在这四章中表现出来的驾驭史料的功夫，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　　例如：在讨论突厥法时，利用了史书、碑刻和墓葬出土的材料。这些性质各异的史料都是断简残篇、不成系统的、往往还属于不同的时空层面。就

6、依靠这么少得可怜的材料，居然讨论了所有权、家庭和婚姻、收继法、继位法、刑法等等对于突厥法制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且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在同类著作中实在是不多见的。　　在论及所有权时，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对“地分”、“畜印”和“奴”这三个概念的解释，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使这三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就“地分”而言，首先引用达头可汗致拜占廷皇帝的一封信以及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揭示可汗与“地分”的关系，又透过唐太宗与颜师古君臣所议安边之策，揭示了各部酋长与“地分”的关系，接着又通过对《旧唐书》以及翁金碑有关的记载的分析，揭

7、示“地分”作为贵族剥削牧民物质基础的本质，最后举阿尔泰某养马场的“地分”遗迹展示了公有牧场被贵族或可汗支配的直接证据。这使我们对于《周书·突厥传》中“各有地分”一语的理解，就不再是空洞或抽象的了。类似的精彩分析也见于关于畜印和奴的讨论。　　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对于历史上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许多情况我们迄今知之不多。幸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民族有许多共性。因此，当史学家对某一民族的若干方面作出比较透彻的阐述时，其意义便不限于这一民族本身。“地分”或“分地”最早见于匈奴。《新书·匈奴篇》载贾谊上表有曰：“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

8、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何谓“各有分地以卫边”，历来不甚了了，是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原来唐太宗贞观四年颜师古献策的实质与汉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