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

《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提要：本文通过考察朝廷、官府和社会力量对清代江南瘟疫救疗的态度、政策和因应措施，指出：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虽国家缺乏制度性建设，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此中，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不在于像西方那样促成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而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

2、缺陷。关键词：清代江南瘟疫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人类历史上的疾疫，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直到1970年代，这一状况才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出现转机，随后，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逐步兴起[1]。在目下的明清疾病史研究中，主要的还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2]，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疫病的反应等内容，除梁其姿等少数人在一些论文中有所论及外[3]，迄今尚无专门系统的论述。显而易见，疾病，特别是其中的瘟疫，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也是关系到社会方

3、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社会反应的探讨，乃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尽管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次瘟疫都会引起上至朝廷、下达病家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救疗，但总体而言，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发生都会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对策[4]。从这些对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发展变化，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以及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一、朝廷和官府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比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

4、治病人等[5]。不过，到了明代，国家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仍予继承，而且，明中期以后，也普遍没落，渐由原本的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6]。进入清代后，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清朝的统治者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今废”[7]，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之所而偶尔发挥作用[8]。而仍在发挥日常施药功能的就笔者所见，惟康熙时德清县的药局，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拯疾，本县惠民药局，每年动支，无碍官钱，则令医生收买药材，修制药饵，遇人及禁囚有疾，诊视治疗。”[

5、9]这自属于官方对瘟疫的救疗，不过它只是官员个人的行为，与当时国家的政策无关。清代国家对地方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建设，大概只有对地方“医学”的设置，清官制规定，“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俱未入流——原注），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10]。仅凭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对一个州县的医药和救疗起到切实的管理作用，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种设置至多也只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在德清，“医学，署缺建，但寄治药局而已”[11]。而清中后期的一些方志则往往标明“今废”[12]。由上述可知，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不过，制度之外，朝廷有时也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

6、措施。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13]。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清宣宗就曾对京城的瘟疫的救疗发出过指令：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俟疫气全消之日停止，分别报销[14]。据王清任的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15]。救疗力度可谓不小。不过，这样的举措非但不常见，似乎也主要限于京城。在江南，笔者未曾发现朝廷就救疗瘟疫而对地方官府提

7、出过具体的要求，而且从康熙在李煦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也很难说得上关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李煦奏闻苏州“民间颇有疫气，地方官现在设立药局，选医调理”，玄烨批道：“知道了。皆因一念等作反，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六月，李煦再奏“民间疫气已消，间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现在选医调治”，康熙再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16]康熙在这两则主要奏报疫情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只字未提疫气，表明其关心的主要民间“作反”和“收成”，至于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