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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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领袖性学者，特别是在六朝隋唐史方面，更称得上是核心与旗帜。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日本有关中国六朝研究的每一步的发展都与谷川道雄先生分不开。最近，谷川先生的大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的中译本，经马彪翻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对于中国学者进一步领会谷川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素材。这里仅就个人研读所得，略抒己见，就教于读者与谷川先生。　　《共同体》一书并非1976年日文版的简

2、单翻译，而是增加了若干后来的研究论文，应视为原书的增补本。它由12篇论文组成，分为4编。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检讨与反思，一是对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前者有第一编中的《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与第二编《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中的4篇论文，主要分析了日本以及欧美学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六朝隋唐时代的基本认识，如封建制、佃农制的性质、官僚社会等；余下的各篇属于具体研究，讨论六朝的社会构造，士大夫的地位与作用等。　　《共同体》一书的构成体现了谷川道雄先生的志趣与追求。与多数致力于具体研究的日本学者不同，他力图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中古时代

3、，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提出系统的解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怎样的方法和构想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学界多年来的悬案，也是我个人迄今为止关心的最大课题”（第1页）。书中所收论文集中反映了谷川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思考，无论对于了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还是具体认识中国中古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中国自殷商到汉末为古代，汉末三国进入中世纪。殷商之际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都是非本质性的，应将殷周革命理解为“原始氏族制社会的飞跃、发展的产物”（第63-64页），其成立的原理是“在保持血缘秩序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政治秩序”（第68页）。秦汉社会“基本上仍未能超

4、脱这一原理的框架，甚至可以说不过是同一结构的再编、扩大”（第83页）。汉末三国的士大夫，包括清流士大夫与逸民，从不同角度对汉政权加以抨击，开拓了超越帝国的思想立场。并在知识分子与民众间形成了精神的连带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产生了打倒王朝的政治运动，还孕育着超越中国古代世界成立原理的新时代的起点（第82页）。　　三国以后的天灾、战乱成为日常化的时代中，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之外结成新的共同体，由此形成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基层社会结构。共同体结成的契机是对自身私欲的抑制，这主要体现在士大夫身上。他们的自我抑制精神使得他们在危难中救济乡党，共度难关，实现了家族、宗族、乡党与士大夫的共同体的结合（

5、第203-205页）。这种结合就是“豪族共同体”，后又被概括为“名望家统治”（第266页）。这种自我抑制精神从士大夫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扩展到包括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精神特点（第206页），成为“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第206页）。“从这种精神的对象世界反馈的人格评价即乡论，又赋予士大夫以社会指导者的资格。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正是以这种乡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第93、202-207页）。在乡论基础上，通过“九品官人法”，六朝的贵族进入官界，实现了与政治世界的结合，成为王朝的支配阶级（第93、140页）。　　这

6、种新型共同体关系不仅存在于六朝，也延续到了隋唐。北朝实行的均田制的理念与贵族道德的土地观念是有共通精神。汉人贵族与其乡兵的关系是贵族与乡党日常关系的军事机能化，乡兵集团为基础形成的西魏府兵制后成为周、隋、唐各国的军事骨干。科举制也是被作者称为“贤才主义”的新型贵族制的体制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同体世界作为国家体制而制度化”（第105页）。隋唐帝国是一个由胡汉两族的共同体社会经相互渗透、合成，共同建设的新贵族主义国家（第105-106页）。　　作者提出上述观点不仅是对他本人及前人实证研究的概括和提炼，同时也是深入的理论反思的结果。　　作者以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以及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

7、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此说在二战结束后遭到批判，60年代以后又在近代化论中借尸还魂，以专制帝国论的新面貌出现（第169页）。此说突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封建制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所经历的特殊的社会体制（第37、38-39页）。较流行的理论包括白乐日（书中译为“巴拉修”）的官僚社会说、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等，在六朝史的研究中矢野主税与越智重明提出的贵族为寄生官僚说与之遥相呼应。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