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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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摘要］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对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进士登科录；社会；文化　　　　作为明代人事档案和科举制度的实物例证，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中对母亲诸如“嫡母”、“前母”、“生母”、“继母”等称谓，在现实生活中也起到示范和准则作用。吕木木木《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中祖、父母的存亡情况，与现实生活也休戚相关。明代根据祖、父母存亡情况

2、可分为五种：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父母俱存曰“具庆”，父存母故曰“严侍”，父故母存曰“慈侍”，父母俱故曰“永感”[6]（卷1，P482）。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5月第1版，第2页，标点有误。当为：“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已有说明。进士登科是人生一大喜事，如果父母健在，即“具庆”，当然是全家皆大欢喜。反之，如果父母俱亡，也

3、就是“永感”，即便是折桂蟾宫后一时的喜悦，也挡不住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凄楚。吴宽《永感诗后序》：“今礼部有《登科录》所以录登进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传于世也。……于其人曰具庆，则众必以为喜，至曰重庆，又喜之甚也，于其人曰严侍、慈侍，则众必以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庆者视严侍慈侍固多，然重庆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宁吴君宪之其一也。宪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诗慰之。”[19]（卷40，《序》）这里说的是成化八年第二甲第六十五名进士吴文度，《成

4、化八年进士登科录》载：“贯应天府江宁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宪之，行四，年三十二，十一月初八日生。曾祖昭；祖全；父靖，教谕；母钱氏。永感下。”[20]（第3册，P1181）他中进士时父母皆已作古，“宪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诗慰之”。诗虽可聊慰一时，但终究无法排解他失去父母的凄楚和无奈。另外，明成化年间，绩溪县有一姓胡的人家，延师教其三子，一日这位私塾先生说：或许会有个成才的。于是胡处士便把“具庆堂”三字，贴于门楣，“盖隐然有取于《进士登科录》中语也”。成化癸卯，老二文光果然领南畿乡荐，继

5、登甲辰进士第，正符合“具庆”命名之说。第二年文光遇恩例，得赐归省于绩溪。“将与其兄弟称寿于斯堂，以昭其初命”，一家其乐融融，令人生羡。程敏政特作《具庆堂记》一文以记盛[21]（卷15，《记》）。文光，即成化二十年第三甲进士胡光，字文光，历官广州府推官、云南曲靖军民府同知等[22]（卷6，《选举·科第·国朝》）。可见，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进士登科录》中所署官衔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士登科录》中有读卷官、提调官、监试官、受卷官、弥封官、掌卷官、巡绰官、印卷官、供给官等人员职衔、姓名及功名。如果列衔错误，是会闹笑话

6、的。据《觚不觚录》载：“……偶阅《万历癸未登科录》，则倪银台光荐，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衔，皆可笑也。当时代言者亦误，只当称‘掌通政司事’，不当言‘管通政使事’也。”[23]通政使是通政司的最高长官，只能说“掌通政司事”。倪光荐在《万历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中的列衔确实可笑。又《菽园杂记》载：“近者有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以‘带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权要之地，而贬制度以顺之也。使生杀予夺自己出者，以势临之礼仪制度，欲不紊乱得乎。”[24]（卷4）因易与军职犯私罪

7、者“带俸差操”发生联想，所以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对“带俸”二字极其反感，在列衔时径直删去。“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标明人物身份的官衔，作为一个小小的政治文化符号在《进士登科录》中也有所体现。　　　　三　　　　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明代进士登科录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明人的笔记、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皆有体现。　　1-笔记　　明代文人的笔记中多有关于进士登科录的记载。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关于进士登科录的记载多达十几处，足见他

8、充分利用了当时存世的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卷二二《史乘考误》三：“《野记》言：永乐初状元本曰李马，……又谓是岁进士有林廷茭者，闽人，……考《戊戌登科录》，亦无所谓林廷茭者，其误可知。”[5]（P406－407）　　卷八一《科试考》一：“（正统）十三年戊辰，命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榖、侍讲杜宁为考试官，……是岁《登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