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初始界定及对工学结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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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的初始界定及对工学结合的影响摘要：工学结合的开展不可忽视其中的权利安排。如果课堂与工作现场原本为同一权利主体所支配，教学组织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只是内部的有效协调问题；而若涉及的教学场所分属不同的主体，为了克服校企自发合作的障碍，一般需要相关的制度以及从事沟通和协调的组织。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学结合在具体形式上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或者形成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或者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校企合作。关键词：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权利；中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必要性现已为职业教育界充分认可，如何使之顺利开展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与我国传统的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相比，工学结合突出的

2、特点在于教学的整个过程是在两类不同的场所内完成的，其一是传授理论知识的课堂，其二是学生顶岗实习的工作现场，二者各有分工，却又必须进行有效的协作。从教学的内容着眼，其关键在于学校本位与工作本位课程的整合，而若从教学的组织考虑，首要的还应当是明确合作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一、权利的初始界定及其对工学结合的影响“权利”一词在法律意义上总是和特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利益又通常来源于主体具有的某种“权力”。所谓权力，指的是“职责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①，以之用于工学结合的教学过程，则无论是对学校课堂，还是工作现场，其间牵涉的权利主要可以归结为指挥或支配教学场所的一种职责范围，它规定了有关主体能够

3、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行为边界。我们一般容易假定职业学校有权按照专业的教学进度将学生派往工作现场，于是提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的规定，可问题是这一权利又是如何获得的?文章题目中的“初始”界定，就是为了说明在工学结合项目进行之前，权利的具体安排情况。简单地说，不同的权利初始安排取决于实施一个完整教学过程的两个或多个场所是否为单一的权利主体所支配，以及究竟是由哪一个主体所支配。如果职业学校与实训场所的资产同属一个单位所有，或是(像我国以往的情况)行政关系隶属于同一个部门，那么这一部门或单位便可能借助自身的内部协调使它们

4、各行其职，密切配合。反之，若是并不存在这样的权利主体，职业学校要想获得使用工作场所开展实习的权利，或相应地，企业要想获得影响课堂教学的权利，就只能通过市场化的协商的办法，根据合作的契约彼此让渡一部分权利，使一方得到的权利成为另一方的某种义务。以上两种权利的界定，即权利一体化的方式与契约形成的方式对于职业教育的工学结合是否会有不同的影响呢?新制度经济学中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该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在权利得到明确界定的前提下，假如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权利的安排并无关系；而若交易成本不为零，不同的权利初始界定将产生不同效率的资源配

5、置。以此类推，各种可能的工学结合的组织形式在理想化的状态之下均可实现一种理想化的结果——理论上确乎如此，不过使人感兴趣的是原本相互独立的学校与企业之间能否方便地、符合(或近似)零交易成本地作到协同配合，依笔者看来，这一点在我国恐怕很难达到。仅以当前政府提倡的“订单培养”为例，仅从学校的立场出发，其中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也总是客观存在的。首先是信息的不完备，即企业的技能需求并不总是对公众展现无遗，因而单个的职业学校未必总能不费气力地找到符合条件的合作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校企合作”的总结和探讨，包括媒体的宣传，常常要在结尾处号召学校“增强市场意识”、“加强市场调研”

6、，费尽辛苦地去“找企业”、“跑订单”。其次是学校形态的教育本身具有的“惯性”，或者借用经济学的概念，称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如果职业学校原有专业的配套设备、师资、教材等己相对成熟，再进行调整、“仿真”就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除非有一种可行的费用分担机制，否则学校并不总是愿意按照企业的要求，使学生在经过特殊改造的目标下接受教育。教育与培训的规模及可持续性同样构成校企双方合作的障碍。正如一些教育工作者的反映，开展合作的另一方应当是有一定用人规模，且经营风险较小的企业，最好还要具有较长期的连续性，而那种随意的、分散的、不成批量的培训要求不但不能很好地利用学校集中教学的长处

7、，而且一次次的沟通与磨合又会增加不少麻烦。信息的搜寻、专门化的调整，再加上谈判当中的困难，致使单独的学校与企业通过契约的方式实现工学结合需要支付较高的交易成本。仅从这一角度分析，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拥有支配学校与公有制工厂的权利，代表国家的政府依靠行政指令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似乎是一种较之现在的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办学”更为合理的方式。然而，当时一些相关文件——例如1986年国家教委和计委、经委共同下发的《关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