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浅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浅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翻译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莫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殿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

2、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通过分析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发现了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对人际交往及翻译研究等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将这一理论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过研究，近来，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学习，发现其中尚有不少论述对解决翻译学构建中的一些问题有着指导和借鉴价值，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希冀为翻译学大厦的构筑添砖加瓦。　　一、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与翻译研究哈贝马斯曾对形而上学作过这样的界定:“

3、形而上学是作为一门关于普遍性、稳定性和必然性的科学出现的。”这种普遍性、稳定性和必然性是通过对一些偶然的、个别的事物加以抽象、概括和概念化而得出的。这种形而上学特征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如人们在翻译实践中对无数个别的带有偶然性的语言现象加以抽象、概括、梳理、提炼，并将它们概念化，进而形成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原则和方法，这些标准、原则和方法无疑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稳定性和必然性，如众所周知的严复的“信达雅”，自产生以来，便一直被视为检验评判译文是否规范得体的灵丹妙药。这种通过对无限多的语言现象进行分

4、析，进而形成一个具有统辖性的原则，是符合西方传统哲学中所经常论及的多与一的关系原理的，也就是探讨个别事物与保证这些事物统一性本质的相互关系原理。这种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原则成了翻译研究中一切权威和真理的最终。如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和原则已被人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真理，人们在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已不自觉地将它们视为一种超时空、超历史、超实在的“本体”，并将它们作为评判译文是否规范、能否为社会接受认可的终极依据。这与欧洲的形而上学哲学把理性视为超验的宇宙本质，承担着无所不在的统一性的诺言是相一致的。我们认为，传

5、统翻译研究中这种带有形而上学特征的原理是具有先验色彩的理性观。哈贝马斯曾对欧洲形而上学哲学进行过批判，他认为，“欧洲形而上学哲学正是从先验的理性观念出发，为世界和存在设计并规定了一种永恒的秩序，一种严格的等级结构，将一切存在者纳人其中，使其成为‘纯粹理性’或‘绝对精神’支配的使女。其实，这一观念不过是一种‘未加反思的思维偏见’而已”。哈贝马斯的这一批判可以促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和原则进行反思和提出质疑。出于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性的强烈不满，人们发展了一种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所说的“技术理

6、性”，即科学技术工具理性观。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人后期阶段，科学技术在取得对自然的全面统治后已经扩展、延伸、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乃至人自身，并在意识形态上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否稳定和巩固的决定性手段。“‘科学技术的逻辑渗透人的一切思维和行为，并成为解决社会管理、社会调节中出现的不平衡和矛盾的杠杆’;‘一种自律的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社会的发展仅仅受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的支配’”。科学技术将社会不同的存在者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加以简单化，从而形成“赋予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之间一种单

7、纯的一元化的关系。科学技术将一切存在物纳人主体的控制之下，不仅摧毁了自然界，而且也摧毁了人的自由，使得人成为受科学规律支配的奴仆、机器。这一观念波及到人文社科领域之后，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便制定出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原则、方法和技巧，并将它们奉为金科玉律，尊为亘古不变的定理和公式，从而使译者在翻译时的手脚受到了钳制，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得以自由发挥。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危害不仅仅表现在它对人们自由的剥夺上，而且还表现在它将人的不自由合理化。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遵循一种单一的思维模式。它

8、排斥了译者在理解阐释文本时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性，也否定了人们理解同一问题所存在的观点上差异的可能性。科学技术工具理性无疑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它因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进行日趋严酷的统治而导致社会事实上的非理性化。哈贝马斯对这种工具理性的危害进行了强烈的指责。他指出，其要害在于:“它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