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代医家对消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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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历代医家对消渴的认识【关键词】消渴;中医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属祖国医学“消渴”范畴。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其患病率逐年增加，中医对糖尿病认识较早，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已对消渴的病因病机、临床症状有了详细的描述。其后历代医家的记载更是浩如烟海，本文以年代为序，浅谈历代医家对消渴的认识。　　本病在《内经》称“消瘅”，根据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的不同，而有“消渴”、“鬲消”、“肺消”、“消中”等不同名称。《内经》对消渴的记载，散见于约十四篇之中，对其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治则及预

2、后等都分别做了论述。在病因方面，认为过食肥甘、情志失调、五脏柔弱等因素，与消渴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如《素同·奇病论》谓：“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灵枢·五变篇》谓：“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与热，热则消肌，故为消瘅”。又谓：“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在病理方面，指出胃肠热结，耗伤津液是消渴发病的主要机理。如《素问·阴阳别论》谓：“二阳结谓之消。”书中对消渴的主症状如多饮、多食、多尿、形瘦等已有明确记载。《素问·气厥论》谓：“肺消者，饮一

3、溲二”，“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灵枢·师传篇》谓：“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在治疗方面，强调指出消渴病人要禁食膏粱厚味和芳草、石药等燥热伤津之品。如《素问·腹中论》谓：“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并指出可用性味甘寒能生津止渴的兰草治疗。《素问·奇病论》曰：“治之以美，除陈气也”。在预后方面，已有根据脉象判断病情的记载。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谓：“清瘫……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内经》对消渴的认识，是后世消渴理论发展的渊源，至今对消渴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西汉淳于

4、意的诊籍中，有“肺清瘅”一案记载，是消渴病最早的医案。案中不仅记载了发病因素、临床表现及治疗经过，而且更以“形弊”、“尸夺”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症患者形体消瘦的典型症状(《史记·扁鹊仓公创传》)。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以消渴作为篇名，篇中对本病的阐述，有论有治，认为胃热肾虚是导致消渴主要机理，并提出治法，首创白虎加人参汤、肾气丸等治疗为剂，至今仍为治疗消渴的有效方药，为临床医家所推崇。　　后世在《内经》和《金匮》的基础上，对本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并发症，特别是治疗，都有所补充和发展。　　隋代巢元方根据消渴症候表

5、现、兼证、预后的不同，在《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中，将消渴归纳为消渴候、渴病候、渴后虚乏候、渴利候、渴利后损候、渴利后发疮候、内消候、强中候等八种证候类型。对本病的病因病理亦有补充，认为消渴发病原因主要是服五石散，使下焦虚热，肾燥阴亏所致。巢氏还明确认识到消渴病易发痈疽和水肿等并发症。并提出导引和散步是治疗消渴病的“良药”，主张饭前“先行一百一十步，多者千步，然后食之”，已初步认识到体育疗法的重要意义。　　唐代对消渴病的认识和治疗都有较大的发展。孙思邈于《千金方·消渴》中，认为消渴乃嗜酒之人，“三觞之后，制不由己，饮橄

6、无度，……积年长夜，……逐使三热，五脏干燥”所致，对后世消渴病机燥热说有一定的影响。孙氏认为消渴病，“小便多于所饮”的机理是内热消谷，“食物消作小便”所致，这一认识，为消渴病的饮食上制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孙氏不仅明确提出偶然性食控制疗法，而且把饮食控制疗法放在治疗的首位，他说：“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在药物治疗方面，收载治疗消渴方剂达52首，其中以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清热生津之品为多。王焘在《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中，最先记载了消渴病尿甜的发现。引《古今录验方》说：“

7、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又引祠部李郎中说：“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并有服药后“得小便咸若如常”的记载，说明当时已将小便有无甜味，作为判断本病是否治愈的标准。对饮食控制疗法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张“先候腹实，积饥乃食”，反对患者无限制的过多饮食，“食欲得少而数，不欲顿而多”，即少食多餐。并宜食后“即须行步，不宜饮食便卧，终日久坐”，还主张患者做适当的体力劳动，“人欲小劳，但莫劳疲极也”。在药物治疗方面载方47首，药味约有98味之多。　　金元时期的刘河间、张子和等发展了三消理论，提倡三消燥

8、热学说，主张治三消当以清热泻火，养阴生津为要。刘河间《三消论》是阐述三消燥热学说的专著。他认为三消的病因病理系由“饮食服饵失宜，肠胃干涸，而气液不得宜平，或耗乱精神，过违其度，或因大病阴气损而血液衰虚，阳气悍而燥热郁甚”所致。对三消本证和兼证的关系论述精辟，说：“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痤疿之类”，或“虚热蒸汗，肺痿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