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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内容提要：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3次大的变迁。目前,正处于第4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这种变迁以其内部社会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发现其规律性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关键词：中国观东洋史学实力主义现实主义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几经变迁。并且,这种变迁往往都伴
2、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归结为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同与追求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古代日本人有关中国的正式记载体现在《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当中。《日本书纪》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周(2次)、汉(2次)、魏(3次)、晋(2次)、隋(1次)、唐(96次)、吴(31次)①。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6
3、07年,即从小野臣妹子派遣“大唐”(实际上是我国的隋朝时代)开始。《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与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国王朝只有唐王朝,唐朝以前的隋也被改成了唐朝。《日本书纪》对唐朝国名的记载至公元696年止。日本直接参与东亚国际关系是从日本初次派大军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开始。本来,从魏朝到隋朝日本基本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但到了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据《隋书》记载,大业3年(607)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令皇帝极为不悦。不过,从国书的用语可以看出日本想与中国
4、平起平坐意识的产生。另外,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也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如,日本称朝鲜为“西藩”,就表现出其优越感。后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另据《旧唐书》(199上倭国日本传p5340)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视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1次变迁。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在日本民族文化——“国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平安贵族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意识并力图超越“大唐文明”。
5、9～13世纪,以中国长江中下游为中心,民间通商活动迅速展开,人员、物品的交流及金融业的发展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导致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重组。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外闭锁政策与排外意识还在持续”②。到了平清盛时代(1118～1181年),以博多港为中心,日宋贸易得到积极推动。宋朝货币大量流入日本,取代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实物货币。“镰仓时代(1192～1333年),宋钱(即宋朝的铜钱)占居主导地位。清盛所开拓的中世流通经济为日本纳入东亚铜钱经济圈创造了契机,其历史意义不可小视”③。不过,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其政治上孤立的局面并未打开。
6、 进入室町时代(1333～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日中、日朝外交重开,1373年明朝使节团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的明朝开始了正式的外交往来。明永乐皇帝授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足利义满从明朝领取冠服并臣服明朝。这样,日本又被重新编入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义满、义持、义教三位将军都曾接受中国皇帝所派册封使的正式册封。义政、义澄、义晴也都使用过“日本国王”这一封号。幕府将军受到册封“意味着属于天皇的外交权被武家政权所夺取”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权力结构。不过,这个国王称号在日本国内的
7、正式场合并不使用。进入15～16世纪后,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当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还存在着一个西方世界时,以往的三元国际观“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开始向“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国际观转化。这一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3人不同的对外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织田信长为了获取武器实现国内统一而对“南蛮”文化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对西方基督教也能够容忍,因此,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外交方针。丰臣秀吉实行的是闭锁式的外交方针。但同时他又对台湾的鹿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