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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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

2、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

3、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

4、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5、”。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

6、“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

7、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8、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