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未富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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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会不会未富先衰谢宇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增加提问1：我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关于收入，现在有一个讨论很热烈的问题，就是中国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种主流的看法是，它有两条基本的规范需要遵守，其中之一就是实际工资增长率最好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起码也要持平，这么说像劳动合同法这种对于收入不平等产生纠正作用的制度反而是弊大于利的。所以想请您分析一下上述说法。回答：从一定程度上讲，上述说法是有说服力的，但我要提一个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讲的是再分配，与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很相似，就是很多人认为把资源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回报交到政府手里更合

2、理。这些人认为把钱给个人可能会造成浪费，不能很好地使用，而给国家的话就相当于投资，可以造就福利。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干预和再分配是需要的，因为当一个社会不平等程度很高时，只有通过政府的干预才可能获得比较合理的平等。但再分配就需要得到回报，就是通过税收先把资源变成国家的，再由国家转换回去。这听上去很好，但问题就在于转换的方式和机制实际操作起来会有困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政府权力太大，已经造成了很多腐败的可能。假如你再把更多的资源留在政府手里，让他们去做再分配，那你就给了政府更多滥用权力和腐败的机会，而且政府的投资也

3、可能不那么合理、高效。具体来讲，如果把钱给政府，他可能把这些钱都浪费了，或者官员自己分了，又或者给利益集团了；但如果把钱给个人，相信他们会更好地利用这个钱来培养孩子，并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个人和政府的权力分配问题，从总量上来讲并没变，只是谁来管理这个钱的问题。现在的困境就是政府很庞大但机制不健全，假如他们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他们不一定能有效地投资，可能造成浪费。这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增加。所以，将资源和财富直接给个人的回报有可能会更好。但是给个人也存在我前面提到的地区差异问题，还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有的人生来

4、就工作能力不够，或是有生理缺陷，或是家中没有劳动力，或是在偏远地区，这些问题只能靠政府的再分配来解决，而不是靠工资就能解决的。我还想强调另一个观点，因为政策是公共、公开的，所以任何政策对不同个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政策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因此，我认为所有公共政策不是以科学为基础制定的，其制定是有利益取向的，因为它无论如何都只会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所以科学化管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最终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你要牺牲什么人和帮助什么人是不同的。第6页比如说是扶贫老人还是小孩，这就是代际的转换，是把老人的钱给小孩，还是把小孩的钱给老人。再比

5、如说教育，对教育的投资可能对养小孩的职工和不养小孩的职工影响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小孩为什么要帮你付钱。还有中国的奖学金制度，我不是很赞同。大多数奖学金是你书读得好我就给，你是好学校的好学生我就给。而事实恰恰相反，越是书读得不好，家庭越困难的学生，他越需要奖学金，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这也是有价值观导向的。如今中国奖学金的分配机制，和你需要得多、我给你得多原则是完全不同的，我给你的和你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任何的公共政策对不同人来说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应该强调创造性来自于个人提问2：您刚刚在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政府的家长制有一种双重责任，包括

6、被管理人对政府也有一种依赖，我赞成这个观点。中国的政府确实是一种家长制，民众好像也很自觉地配合着变成了青春期少年，甚至处于学龄前那种人来疯的状态。中国的产业经常是一窝蜂的；虽然我很反感广电总局，但是电视节目要是没它管，人们又会一窝蜂地拍剧；包括现在经济上大家都觉得股市快不行了，但它还是一窝蜂地往上涨。就像吴晓波概括的，“政府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其中是什么原因，这种情况与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又该如何打破，请您分析一下。回答：你跟我的看法很相近，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慢慢来，但有几点值得提倡，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第一点，我们应该提倡个人的作用。我觉得

7、中国现在过分地强调国家和集体。我刚才批评过马克思，现在再来讲一下他。马克思和孔子都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以人为本，这既是儒教的精华，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反对它的异化，就是说，人本来是需要利用金钱和制度来过得更好，但实际上我们却成了它们的奴隶。比如说SCI／SSCI、院士这些指标，实际上都是为人服务的，不应该主导我们的工作。而现在的中国变成了品牌社会，看人就看你开什么车，年轻人就看你上什么学校，演员就看你长得怎么样，什么都是标准化，没有个性。大家都只看品牌，只看外表，而不再重视个人的贡献。这很可悲。过去不是这样的，像《三国》

8、里，关羽打仗树立“关”的旗帜，张飞打仗树立“张”的旗帜。现在的科学家很少以个人的身份来影响学术界或是教育界。之前我们还知道竺可桢，无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