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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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前几天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苏东坡吃番薯？”的小文，只是是一个开场白，真正要说的是想籍此进一步讨论农作物的“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这个麻烦、令人困扰的问题。因为类似“苏东坡吃番薯”的误解，并非个别，往往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会冒出来。把苏东坡咏红薯诗误解作咏甘薯，是属于一揭便清楚的小问题。麻烦的是有不少的误解，各持己见，不能认同。最著名的要算黍和稷的争鸣，一种认为稷和黍是异名同物，黍糯性稷非糯性而已；另一种认为稷和粟是同物异称。事关两种不同的作物，怎么可以不辨清楚？可事实上双方相持了千余年，尽管到现在，稷即是粟的观点已经渐

2、趋认同。我和李根蟠都有专题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说了。产生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的原因很多，加以归纳，约有以下几方面：一，古籍记载造成的分歧。作物名称靠古籍记载流传，古籍不胜其多，其所提到的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时常纠缠不清，后人是靠历代的注疏解释，获得理解。但注疏本身也难免有差错，沿袭相传，便造成以讹传讹，积非为是。即使有人专门研究，指出正确的理解，因受先入为主的惯性影响，及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不知道或知道了不接受的，可谓比比皆是。典型的如《诗·周南》“采采芣苢”中的“芣苢”，历来的注家都释作“车前草”，还讲了车前草的药用价值。但闻一多、宣草、宋湛

3、庆及本人都先后考证，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芣苢当是“薏苡”，不是车前草。但芣苢是车前草的“定论”，牢不可破，少数人的考证，不能起到扭转的作用。[1]1980年代我参加一次科技史学术讨论会，一位学者的论文内容是关于中草药的，他在发言中提到芣苢，指出即是车前草。会议休息时，我特地同他交换意见，说芣苢现在有多人考证应是薏苡，不是车前草，他听了，不问有那些依据？发表在何处？而是不屑一顾地回答说“当然是车前草！”，因他是药物学家，熟悉车前草治妇女难产，他不能接受芣苢非车前草的见解，其实这不是否定车前草、而是薏苡被张冠李戴的问题。最近台湾学者出版了一本《诗经植物图

4、鉴》[2]，作者把《诗经》里的植物名称，用现代植物分类的视角，给予定名，并请摄影专家对这些植物现在的生长情况，拍了实物的照片，做到图文并茂，对于研究了解《诗经》很有价值。因《诗经》所咏的植物，现在看不到了，所以鉴定的依据，仍旧离不开古籍的记载和前人的创下同物异名历史记录的当推玉米。何炳棣从地方志里摘录出来的玉米异称有65个[3]，咸金山在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方志上检索，最后共得99个之多。[4]。其中的御麦、西天麦、西番麦、回回大麦、玉麦等名称，不知道的人，容易同大小麦混淆不清。玉米的新名如此繁多，并非杂乱无章，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其他新作物也类似

5、）。最初往往按传入的来源命名，如西番麦、西天麦、回回大麦等，指从西南方传入。也可从玉米果穗的特点命名，如棒儿米、棒子、腰粟、鹿角黍等。或者着重玉米籽粒的特色命名，如玉谷、玉米、玉麦、玉蜀黍、珍珠粟等。这种命名的方式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借原有的作物麦、蜀黍、粟、谷等，加上一个修饰词构成，容易引起误解。历史上对于新引进的新作物，若以引进的来源命名，长期积累下来，会看出一些大体的规律。譬如唐以前引进的新作物，多冠以“胡”字。如胡麻，原指脂麻、芝麻，但也指亚麻。胡葵，则是蜀葵的别名。胡荽，又名胡菜，香荽等，但胡菜也指油菜。胡瓜，也即后世所称的黄瓜。胡豆，李

6、自诊《本草纲目》说是种出西胡，故名胡豆。后世以胡豆兼指蚕豆或豌豆，胡豆之名渐废。葱的种类甚多，有名胡葱的，不知道是否西域来。至于葫芦，本名壶卢，为了表明是草本植物，改用同音的葫芦，葫芦原产中国，新石器遗址里很多出土有葫芦的果实，这同来自西域之胡无关。唐以后，新作物的命名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西番莲、西番菊（向日葵）等。清代从海路传入的多用“洋”字，如洋芋、洋葱、洋姜、大洋生（一种清末传入山东的大粒种花生）、小洋生（福建）。明初对外来作物曾直接使用音译，如烟草原译“淡巴菰”，不久即流行称烟草。民国以来，直接采用音译的渐趋

7、增加，如咖啡、咖喱。三，地域差异导致的分歧。这是导致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的最重要因素。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国，在文字上，无论南北，书面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但方言口语则富有地域性和习惯保守性。因此，尽管作物名称的书面语是统一的，但方言口语却分歧甚大。拿稻来说，稻是全国统一的书面语，但南方农民口语常称稻为谷或禾，反之，北方农民口语则称粟为谷或禾。这在地方志上最为清楚。如黄谷、黑谷、白谷、米谷、陌南禾等是粟的品种名，黑谷、红心谷、黄皮谷、落子谷、红禾、乌禾等是稻的品种名，孤立地看，无法区别谁是粟，谁是稻。有些作物的地域性很

8、强，其他地方很少栽培，故虽然是同物，古籍记载也采用异名。如西藏的“青稞”，川西的“穬麦”、河北、山东种植的“青穬”，都是裸大麦，崔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