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从社会学视阈林语堂英译作品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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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汉译英，或采用英文改写甚至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从布迪厄理论视角分析译者和场域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跨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林语堂的英译作品，探讨译者行为的内外在翻译动因。林语堂的翻译既符合他在场域中的“利益”或资本预期，又较为契合其个人习性和翻译习性，这就使他能够接受和适应新的翻译规范，创造一种特有的本土文化意识或习性。　　关键词：林语堂；布迪厄理论；习性；翻译：跨文化传播　　一、引言　　作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跨文化交流传播大师，林语堂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中学西渐的道路。

3、他坚持“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成功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传播中国文化首先要求译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合理定位，其次是传播策略的抉择。林语堂的英译作品之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成功，这在于他本身文化身份的定位和有效的传播交流。诚然，跨文化传播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展开，译者要完成此文化传承任务，必须在不同社会场域中做出选择，译者自身的习性也得受自身文化观和社会场域张力的影响，进而适应和养成译者个人的本土文化意识。　　二、林语堂的英译与跨文化传播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要了解人类行为，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场域

4、，通过行动者的习性与所处的场域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其行为方式。了解行动者在某场域中的历史或轨迹，也就能预测他在当时以及之后场域中的行为倾向或特征。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有两个阶段：一是文学在本土的文化生产；二是译本在异域文化的接受。林语堂于1928年至1930年从事英译汉；1935年后主要是汉译英，或采用英文改写甚至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中国文化。[1]然而，当时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是“五四”新文化引导的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学、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急需翻译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促成新的文学文化多元系统的形成。似乎1935年后林语堂的翻

5、译活动与原语文化世界的需求相矛盾，有悖常理，这正是由林语堂独特的政治理念和个人哲学所决定的。按照布迪厄理论，这是译者习性决定的。习性是一种“可持续、可转化的倾向系统”，“一种习惯性的状态，特别是一种嗜好、爱好、秉性、倾向”。[2]　　林语堂在1935年后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汉译英，或用英文改写甚至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陈平原曾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比林语堂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东方化。”[3]林语堂博弈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通过翻译向西方介绍富有魅力的中国智慧、传统以及其文化、人情和风俗。

6、他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试图将渊博的中国文化通俗化、艺术化介绍给世界，将真实的中国文明形象推到西方人的面前。林语堂崇尚有“幽默”、“闲适”、“性灵”等主体的“抒情哲学”以及由儒家发展而演变来的“中庸”哲学。鉴于对西方社会物质繁荣而侵蚀人文的现实，林语堂送去的是中国儒道文化整合发展而来的人生智慧与生活哲学。因此，在西方话语权笼罩的时代，他致力于消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歧视，并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送去了一份宝贵的中国元素。他执意以世界文化的整体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以中西文化的互补与交融为最终目的。从社会学视阈林语堂英译作品

7、的跨文化传播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　　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4]资本“意味着对于（在某种给定契机中）场域的权力，以及对于过去劳动积累的产物的权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总和），因而，也是对于旨在确保商品特殊手段的权力，最后，还是对于一系列收益或者利润的权力”。[5]显然，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本，谁就有资格和权力在场域中推行自我的一套游戏规则，并借势

8、获取更多的资本。林语堂翻译的重点在于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给世界。诚然，他的译作带有他自己的主观意识——中西美学阐释，通过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译作被“归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林语堂的译作数量有限，但却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