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行政吸纳政治”[1]——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再论“行政吸纳政治”[1]——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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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论“行政吸纳政治”[1]——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论文一、引论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中国政府即将垮台。但是,在经历了80年代此起彼伏的动荡特别是“八九风波”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却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政治稳定,而且与政治稳定相伴的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整个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自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地的权威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在这种全球背景下.freel和Shevchenko根据地方政治精英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确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四种关系模式。在第一种模式(development

2、al)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他们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二种模式(entrepreneurial)中,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治精英就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三种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并不关心地区经济发展,他们仅仅热衷于钱权交易,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关系户谋取利益,并据此从相关的企业家那里获取回报。在第四种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仅仅是单纯的“掠夺者”,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利益,也不与企业进行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对经济精英进行掠夺。17我认为,这四种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

3、是同时并存于中国大陆。需要补充第五种模式——“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即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自己的亲属经商,或是亲自利用自己原来的关系下海经商。在这种模式中,以家族为单位,实现了老精英向新精英的转化,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精英阶层的连续性。上述5种模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可以说,在90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盟友。90年代: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合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因此知识

4、分子对政府的态度是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经尝试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又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制造了“反右斗争”,邓小平则留下了“六四事件”。但是,1989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消失了。18如何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其一,天安门事件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关进大牢,或是下海经商,或是被媒体封杀。激进势力受到重创,一蹶不振。其二,90年代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

5、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这些观察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用这些来解释这一现象还远远不够。其实,“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一行动一方面证明了经济制度自身的逻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另一方面支持了新权威主义的假设——权威主义政府会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知识分子认同中共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第三,前苏联的经验使知

6、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可能带来自由、富裕和民主,还可能带来混乱、分裂、贫穷、不平等、经济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第四,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很可能更像这些难兄难弟,而不会是美国式的民主。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学习,他们得以现实地、全面地、冷静地评价市场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

7、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在上述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其标志就是“新左派”的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它与邓小平设计的制度方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谋而合。最关键的是,它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用学术语言表达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巧妙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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