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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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两个案例引出的问题　　美国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6月12日晚，美国洛杉矶市的一栋住宅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及男友戈德曼双双被害。警方根据现场血迹血型，包括DNA测试以及现场遗留物，认为辛普森与这桩谋杀案有关，遂将辛普森逮捕，这就是轰动全美的“世纪人命案”—辛普森案。辛普森被捕后，花高价聘请了五名美国著名的律师为他辩护。后因警方在证据收集的程序上存在大量漏洞，使原本好似确凿的证据变得无力和不可信。1995年10月3日，经过一年的审理，辛普森被当庭宣布无罪。　　中国杜培武案。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被枪杀，死者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调查得知，死者为两名警察，男的叫王俊波，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是联盟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在对杜培武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测试、检测后，专案组将杜培武确定为重大嫌疑人。杜培武开始一直拒不承认，后来作了有罪供述。在市检察院办案人员依法提讯时，他又推翻了原来的认罪供述，诉称曾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于 1999年2月5日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后杜培武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事实存在若干问题和疑点，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14日，昆明警方一举破获了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意外发现杀害王俊波、王晓湘的真正凶手。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两个案件的比较。发生在大洋两端的这两个案件，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被告人都是案件中其中一个死者的丈夫；被害人都是两个人，并且都是情人关系；案件都被警方认定为情杀；案件的审理实行的都是抗辩制；两个案件的被告人委托的都是有名的律师；案件的审结生效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案件的证据都有值得“合理怀疑之处”。不同的是：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是橄榄球明星，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是警察；一个案件的被害人都是一般公民，另一个案件的被害人都是警察；一个案件的被害人在家中死于刀下，另一个案件的被害人在车上死于枪下；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受到了文明对待，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屈打成招；一个案件的律师的辩护意见得到法庭重视，另一个案件的律师的辩护意见被置之不理。这就决定了两个被告人命运的巨大不同：一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宣告无罪，而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不仅被宣告有罪，而且被判处死刑，差点阴阳两隔。当然，不同之处还有：一个案件的真凶也许永远不会落网了，而另一个案件，真凶不仅已经落网，而且已被代表正义的行刑官送进另一个世界。为什么相似的案件，审判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呢？我们将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从而进一步透视。　　二、中美两国在法律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　　对法的认知上的差异。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的观念长期存在于我国司法人员的头脑 中，经常会存在这种问题，当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件存在疑问时，法院往往会采取既不放人，也不判处死刑而是留有余地地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措施，因为他们想万一将来有意外情况发生时，案件还有回旋余地。只要检察院起诉了，这个人肯定就有问题，有问题就得处理，证据不充分就降一格处理。而在美国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据必须要做到排除合理怀疑才可以，坚决贯彻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绝不会出现像我国这种折中的处理方式。　　法治和人治的差异。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法体现的完全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儒家人治思想主张圣人之治，保持司法的神秘性，断案决狱依靠的不是客观规则，而是断案人的主观意志。它强调执法者的人格力量、品质、智慧，这成为审理案件的决定因素。西方法律文化中，法是后发制人的，并且毫无偏袒地衡量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哪一方的证据充分就胜诉，哪一方的证据不足就败诉，然后用国家强制力加以处罚。法的基本职能是裁断而不是发现。“杜培武案”的出现，正是由于一开始侦查人员的主观猜测，而后开始了“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这样取得的证据失去了真实性和客观性，审判人员同样在证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下，靠主观臆断判处杜培武刑罚，案件失去公正性。而“辛普森案”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紧紧围绕证据展开辩论，经过法庭质证，双方交叉询问，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合法一目了然，法官处于中立地位，衡量双方提供的证据，据此来断案，证据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予以认定，否则予以排除。　　三、比较之后的思考—中国法律文化的进一步构建　　通过与美国法律文化差异的比较，不难发现美国法律文化中所崇尚的法律至上、天赋人权、权利本位、程序正义等原则可能更能为现代社会所认同，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所以这也是我国的法律文化中需要充实和修正的部分。当然这里的充实和修正并不是指僵化的生搬硬套，而应该是一个植根于我国现有文化土壤不断进行融合和优化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来自各个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也在激烈地碰撞着，我们应该把这种碰撞视为一个良好的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机，客观分析各种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法律文化。